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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这场学术运动的关键，在于它将我们的关注点从原本侧重于社会科学如何摆脱僵化意识形态的外部性关系问题转向了社会科学内在的发展机理及自主规则的问题。再者，我认为，在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过程中，这场学术规范化运动可以说是一场知识性的革命，是中国学者在整体上开始关注社会科学在中国发展之内在问题的一种“时刻”。
《大学周刊》：可以看到，通过众多学者的参与，的确其结果产生巨大影响，能否举例说说有什么具体成就吗？
邓正来：除了中国学界从整体上开始关注学术规范化问题以外，我当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首创的学术论文“匿名评审制度”已经为国内绝大多数学术刊物所采纳，注释体例以及参考文献等规则也引起了大多数学术刊物和出版界的高度关注，以及像近年来对学术抄袭剽窃现象的批评。
《大学周刊》：您对这场运动是如何评价的？以后将会如何延续？
邓正来：应该说，取得上述成果，绝不意味着中国学术规范化运动的结束，实际上仅仅意味着它的开始；准确地说，那十年的学术规范化讨论只是中国学术规范化运动的第一阶段。
学术规范化目的不仅在于建立各种形式的学术规则，而且还更强调学术内容的实质性规则，比如说如何建构学术评价机制、如何建构学术研究范式以及如何营造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增长传统，等等。
第一阶段的努力还是有一些不足：一是缺失严肃的学术批判——除了一些揭露抄袭剽窃现象的文字以外，几乎读不到深刻涉及“知识增量”的学术批判文字；二是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问题，比如说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问题和知识生产机器的问题等并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还有就是原本就属于中国学术界自己之事的中国学术规范化运动在当下所流露出来的一丝丝国家化取向，也是令人担忧的问题。所以现在是将中国学术规范化运动推向第二阶段的时候。
评价体系必须源自学术共同体内部
《大学周刊》：请您谈谈第二阶段是什么内容？
邓正来：第二阶段的核心任务就在于对既有的知识生产机器进行反思和批判，也就是围绕着建构中国学术自主性这个问题而展开的。
《大学周刊》：这也是我想问您的问题，您认为学术制度、评价体系存在哪些问题？
邓正来：当下的知识界，无论如何强调学术研究的自主性都不为过。我认为必须把学术研究的场域与经济活动的场域、政治活动的场域和日常生活的场域严格区别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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