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剑文教授：
关于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改，我首先回应一下施教授的一个说法，就是
个人所得税法修改的转型问题，这次修改与中央的决定并不矛盾，这是我的看法，因为课税模式的转变可以在以后的修改中完成。第二个是说对
个人所得税法修改究竟应坚持什么原则，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公平，从人权的角度考虑比较多一些，因为在我们整个税法里面是坚持效率优先的，但
个人所得税法应该坚持什么优先的？我认为它应该坚持公平优先，用个人所得税来缩小社会民众之间的收入差距，通过个人所得税来解决地区间的不平衡。有人讲费用扣除标准各个地区可以不一样，这个我觉得违反公平原则，都是中国的公民各地的费用扣除标准不一样，这个地方低，那个地方高，显然是不太合适的。这会引发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人才的流动问题，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人才本来就不稳定，如果这个地方的扣除额太低，那他显然愿意到扣除额比较高的地方，因为扣除的少，这就使得人才从经济不发达地区流向了经济发达地区。所以我总的看法是个人所得税应该首先解决公平问题，更多关注公平问题。谢谢大家！
刘桓教授：
刚才刘剑文教授的观点我不赞同。费用扣除额我认为各地可以浮动，要考虑四个因素：第一个因素要考虑物价水平，第二个是我们国家的人口负担，第三个就是当地的收入水平，第四个就是人权问题，这个我非常同意刘教授的说法，就是应该让人获得一个像人样的生活。为什么不同的地区应该有不同的起征点呢，这个说法是来自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现实，当然我们并不希望西藏人民和深圳人民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是这个现实改变不了。我们国家2000年发布的《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白皮书》中公布了各地达到小康水平或者说温饱水平的时间，第一个进入小康的城市是上海，是 2005年，北京是2008年，那么西藏是2095年，这是差距的现实，不是美好的愿望就可以实现的。各地的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发展程度都是不一样的，我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化的结构，一个是经济发展水平，一个是社会发展状态，还有就是每个人的收入水平以及当地物价水平，如果全国统一扣税标准的话是不行的，在西宁可以过不错的日子，在北京就不可以了。在北京我带的研究生一个月消费800块钱，他一个学生花800块钱，那我作为一个教师我一个月要消费多少呢？说到物价，前几天我去成都，我们四个人去吃小吃，八个菜，四瓶啤酒，花了41块钱，服务员说你要是嫌多，那1块钱可以不给我，我说我不是嫌贵，我觉得太少，我想多给你点；这要是在北京，同样的饭馆肯定是要多的多。通过感性认识可以看出北京和成都的物价差一倍，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收入有不同的消费，因此各个地区应该有不同的起征点，这是合理的，不同地区同样的起征点是不合理的，这种客观因素导致的物价水平不一样的问题，我们在立法的时候要考虑。
谈到中央立法权的问题，我认为我们中国的改革，我们中国这么大，中央把这个权抓的这么死，这个当然是有必要的。我们中国是大一统的国家，但是大一统对经济发展也有弊端，搞经济要发挥两个积极性，一个是政府的，一个是群众的，另外一个范畴，一个是中央的，一个是地方的。因此不给地方立法权会导致很多问题，比如说到税收立法权的问题，中央立法是谁呢？实际上是几个人，那么，坐在办公室里的几个人就可以知道西宁人民过着什么样的日子吗？这个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因此从长远角度来讲就是要给各个地方立法权，当然怎么给，有一个程度，是要考虑的问题，现在马上给，可能会乱。所以我主张既要保持中央立法权集中的模式，又要考虑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提供一个办法，就是要浮动，比如说中央可以规定起征点就是1500元，但是有一个幅度，地方可以上下浮动30％，既可以上浮，也可以下浮，下浮30％，就是1050元了，百姓能接受就这样做；上浮30％，如果财政可以接受的了，百姓高兴，何乐而不为呢。那么这样的说法有没有先例，我们说有。在我们国家税收大一统的情况下，我们有一个税种叫营业税，就是3％-5％，但有一个特殊行当（娱乐业）可以是5％-20％，这个并没有违反立法权，立法规定了一个幅度，立法精神没有违背，所以在法理上、在实践上都不应该成为问题。既然不成为问题，那么就应该探讨该不该修改，这就要交给像刘老师这样的立法听证陈述人了。
刘剑文教授：
关于要不要给地方浮动的权力，我觉得不行。这里有几个考虑，说白了就是地方的财权问题。地方可以浮动征税之后，就会导致一个问题，地方可以浮动征税，结果就是富人更富，穷人更穷。从立法史上来讲，涉及到税收立法的权利，制定税收法律的立法权利属于全国人大，现在讲营业税，那是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可以说94年国务院关于营业税的条例是不符合
立法法的规定的，因为
立法法规定的授权是个别的、具体的，而把整个税制改革包括营业税授权给国务院制定法规是不合法的。再一个是对地方人才的保护也是不利的，我们说赋予地方税收立法权不是改革税法要解决的事情，是
立法法改革的问题。地方财权的问题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同样能够解决，能提高地方财政综合能力不高的问题，我想不论从法理的角度来讲，还是从现实立法的角度来讲，我的看法是不行，改革
立法法是以后的问题，我并不是一个保守的人，从理论从实践的角度来讲我反对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