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就这个故事还有第三个问题：这样的悲剧可以避免吗？
还是回到故事，我们可以设问一下，梁祝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吗？我们先对一些基本的问题进行一下分析：梁祝两家是不是门不当户不对？故事的背景可以肯定在隋以前，那是还没有科举制度，社会等级分明，穷人是没有机会读书的，梁山伯能脱产读书，至少应是有一定地位的氏族家庭，没有理由认为梁山伯就是穷光蛋；那么是祝英台的父母不开明？可以想象，能让女儿女扮男装去读书，这样的父母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需要多大的胆识，我们也没有理由非得把他们理解为狠心贪财的父母；那么马家呢？马家在迎娶祝英台的当天能允许其到恋人坟上去祭奠，我想也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现在也未必能有。这 样一来，悲剧为什么还会发生？我想，答案应从法律的适用角度去考虑：
孟子说，徒法不足以自行，在法治社会中，只有健全的法律是不够的，法律的适用是一个关键。从一个传统的剧本中，我们可以看到可以进行不同的分析，得出不同的结论。这是很耐人寻味的。法律也是如此，法律在适用时，需要解释，从不同的角度，也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举个简单的例子，
婚姻法中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义务。那么，什么是子女？如何划定子女的范围？民国时期以前，恐怕非婚生子女难以被法律划到子女之列，但现在非婚生子女也被划入了子女的范围。借种生子生的孩子是谁的子女，我记得有一个案例说，一对夫妇，丈夫没生育能力，花5000元雇了一个男子替生孩子，签订了协议，约定孩子生下付款。孩子生下款未付，被雇的人持协议告上法庭，要求支付佣金，结果法院判决不仅没判佣金，反而判其支付子女抚养费。这里，法官显然把子女理解为亲生父亲的子女。如果按这样的理解，试管婴儿怎么办？现在有名人精子庫，通过试管受孕的子女在法律上是提供精子的人的，还是申请试管受孕者的，这显然是个问题。随着科学发展，还有可能出现科隆婴儿，这样的婴儿又是谁的子女？可以看出，这么一个简单的词会有这么多的问题，更不用说法律上大量存在的诸如情节轻微、损失不大、显失公平、重大误解等模糊语言了。所以说，任何法律在适用时都需要解释，把法律当作原料，将法官当作机器，放进去原料，就制造出成品，这是不现实的。法律的适用过程很关键。他往往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决定着人们对法律、对法官的认识，从而决定着人们对法律的信赖程度。一个不让人信赖的判决是无助于实现法治的，相反却可能破坏法治。
法律的适用过程涉及到的问题太复杂，有素质问题，有体制问题，也有社会现实的影响，还应有法律本身的道德基础和执法人员必要的人文关怀。比如我前几天在报纸上看到，干警们在抓捕一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发现他带着未成年的孩子，所以干警们都化装成宾馆服务员，不守着孩子抓捕。这种执法很好，体现了干警们的人文关怀。这比发生在重庆的因母亲被收容、三岁女儿饿死家中的执法要好的多。
通过这个问题，我想说的是：法律是死的，我们不能对法律过于机械化的理解。法律都有模糊的东西，需要我们以公正的心去补充他。法律适用是法治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法治社会需要一个良好的执法过程，不需要对犯罪分子的仇恨，需要的是对社会，对人的爱心。从这个角度说，法治是这样一种状态，执法有序，充满关怀，而不是仇恨与报复，不是冰冷和粗暴。
以上从梁山伯祝英台的悲剧故事中我反思了我国法治上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是没有具体答案的，但是应是我们应予以关注的。也许答案本身本来就不是重要的，重要在于问题本身。我们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痞子经济现象，现在，在向法治社会过渡时，我们又感觉到道德的沦丧。这的确很值得我们思考。我总感到我们忽视了很多东西，有时候尽管我们的愿望是如此美好，但我们忽视的东西可能会让我们离法制越来越远。为什么我选择了这样一个故事，从分析中，我得出了与传统认识完全不一样的认识，对我们的法治问题我想也是这样，我们要从多角度去考虑他，以求做得更为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