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宪政的基本前提：
宪法至上，“良宪”是人民根本利益的集中反映
“
宪法至上”是宪政的最为重要的标志，它意味着
宪法对所约定的权利、平等、自由的保护及对权力的限制原则不可动摇，
宪法具有最高权威，在社会生活中居于至尊的地位。
宪法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而法治是宪政的必然结果，所以，依法治国首要的是以宪治国，即运用
宪法的民主原则和法治精神来治理国家，也就是“宪治”（the rule of constitution）。
宪法在近代法治国家中规定基本的国家制度、社会制度、国家机关的组织和权力运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一系列涉及国家全局的根本性问题，它是近代民主、法治和人权的集中概括的统一有机体。宪政以
宪法为起点，是
宪法内容的实现，说明有无
宪法是有无宪政的一个重要标志。
宪法作为宪政的前提已成为学界在理解宪政问题中的一个共识，“
宪法是宪政的前提，宪政是
宪法的生命。也可以说，
宪法是静态的宪政，宪政是动态的
宪法。因此，
宪法的内容直接决定宪政的内容，立宪的目的就是宪政的目的，没有
宪法就谈不上宪政，而离开宪政，
宪法则成了一纸空文”。[9]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资产阶级革命和建立宪政的国家。界所形成的普遍共识是，虽然1215年英国的《自由大宪章》是一不成文
宪法，但其却是现代
宪法的历史源头，因为《自由大宪章》表达了一个与以往法律价值所不一样的宪政理念，即国王的权力是可以受到限制的。“作为现代宪政的价值的一个核心概念，政府权力应受到法律的限制是宪法的产物”。[10]西方近代法学家以自然法学说的“民主权”这一不证自明的逻辑起点为
宪法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进行辩护，他们一致认为，
宪法是国家权力的源泉，只有不受限制的权力受制于
宪法，个人的自由空间才能相对增大，“私人生活的自由会随着国家自由的减少而增加”。[11]同样，潘恩指出，“
宪法是一样先于政府的东西，而政府只是
宪法的产物。”“
宪法对政府的关系犹如政府后来制定的各项法律对法院的关系。法院并不制定法律，也不可能更改法律，它只能按已制定的法律办事；政府也以同样的方式受宪法的约束。”[12]在近代以后，各国的法治体系中，
宪法至上的理念取代了王权至上，从而成为宪政发展的基本前提。
宪法是宪政之源，没有
宪法就无所谓宪政。但一部
宪法并非宪政实现的充分条件，因为宪政的根本目标在于促进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和实现。早期的宪政运动，就是反独裁、反专制、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运动，无论是君主立宪还是民主立宪，都是通过斗争制定
宪法，在其中或多或少地规定人民的民主权利，限制统治者的独裁权力。宪政在现代的涵义更加丰富，指“国家依据一部充分体现现代文明的
宪法进行治理，以实现一系列民主原则与制度为主要内容，以厉行法治为基本保证，以充分实现最为广泛的人权为目的的一种政治制度”。[13]所以，宪政据以实现的
宪法，必然是一部充分体现现代文明的
宪法；必然是一部以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为基础，以充分体现并积极促进公民自由权利为目标的
宪法；必然包含着尊重人的尊严、保障人的基本权利为特定价值的
宪法。有学者从
宪法的形式价值与实质价值角度对其作出综合的界定，认为“
宪法是‘法中之法’，这前一个‘法’字，指的是法的第一种意义，即形式意义上的法——法律、法规、判例等等。后一个‘法’字，则指的是第二种意义上的法，即法的精神实质，也就是国家机关制定和执行法律法规必须遵守的规则，如公平、正义、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法则。
宪法因而是先于和高于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所以即使是最高权力机关也必须遵守，任何法律法规和判例都不能与它相抵触”。[14]由此可见，并非任何一种被称为“
宪法”的文本或规则都能成为宪政的前提，只有那些符合宪政的要求，反映宪政精神的“良宪”才能促成和推动宪政。有学者将
宪法分为三类：保障性
宪法（真正的
宪法）；名义性
宪法；装饰性
宪法（冒牌宪法）。[15]名义性
宪法只是对既存政治权力分配予以形式化，而不是旨在对绝对的、不受限制的权力加以约束和监控，因而徒有
宪法之虚名；装饰性
宪法则与现实中的权力运行和权利保障状况完全脱节，从其产生之日起，事实上它就被架空被忽视，从而也不可能成为宪政之源；宪政意义上的“良宪”必须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完备的正当性，必须是以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为基础，以限制公共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为目标的。列宁说过，“什么是
宪法？
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16]所以
宪法无论在实质上还是形式上都应该反映人民主权原则，其基本价值就在于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