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的法治-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这就是说，机械法律的适用、法律的机械使用，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之下，不仅不会创制和谐，反而会打破生活的和谐。我们即使承认制定法及其相伴随的国家机构活动是现代社会之必须，也不能误以为现代法治必定要或总是要以制定法为中心。社会中的习惯、道德、惯例、风俗等从来都是一个社会的秩序和制度的一部分，因此也是其法治的构成部分，并且是不可缺少的部分。任何正式制度的设计和安排，都不能不考虑这些非正式的制度。如果没有内生于社会生活的自发秩序，没有这些非正式制度的支撑和配合，国家的正式制度也就缺乏坚实的基础，甚至难以形成合理的、得到普遍和长期认可的正当秩序。虽然国家可以通过立法来建立某种秩序，但这种秩序只能建立在国家强制力的基础上，与社会缺乏内在的亲和性，无法形成和发展为人们偏好的、有效的秩序，也缺乏自我再生产、扩展和自我调整的强大动力（20）。说通俗些，即如果法不符合习惯、道德、惯例、风俗这些潜在的行为准则，法的贯彻肯定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阻力，这就意味着法要保持其权威性，必须需要更大的强制力来作保证，结果就是社会矛盾加剧甚至于激化，社会冲突频起，法最终成为破坏和谐的罪魁祸首。
　　　　　　第五部分儒法之治
　　上面，我发了通篇牢骚，只是想说明一个道理，我们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还必须结合我们自己的国情，因为无论是移植的哪国的法律制度，其终须还要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成长，吸收这片古老而又年轻之中华大地的养分。可喜的是，学术界已经注意到了这点，学者们把更多目光投向西方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将要播种的这片‘黄土地’。
　　我想，我们的法治应该是中西嫁接的‘红富士’，除了吸收西方法治的优良基因以外，还应该更多的与民族文化相承接，我暂且美其名曰“儒法之治”(我这里所言的‘儒’并专指儒家思想，而是中华文化的概括。而法则是指现代之法律体制，而非我国法家思想的法)。当然，由于我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传统文化与法律制度的结合亦是件伟大而艰巨、系统而浩然的工程，需要各方面学者的共同努力。由于，自己的知识有限，同时也可能受思维定势的桎梏，考虑不可能尽善至美，下面仅提出自己的两点愚见。
　　第一：移植与继承互补。其实，我的整篇文章都在探讨这个话题，我们一方面要移植西方的先进的法律制度，即“师夷之长技”。另一方面又要传承民族文化之特点，学习西方的同时，充分挖掘本土资源。其中绝不乏我们思考的空间。比如，一直有争议的包庇、窝藏罪。在我们这样一个讲亲情、孝道的社会传统中，儿子或者父亲触犯了法律，法律告诉我们，你要举报之，决不能为其提供藏身之地或者逃跑路线、资金，否则，你就触犯了法律。这对于传统国人来说，不可理解。如果谁把他的儿子或者父亲（当然也有母亲及其他近亲属，这里仅是打个比方），尤其是儿子把父亲送上公堂，社会一定不会容纳其人，认为其十恶不赦。“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21）”我想，‘亲亲得相首匿，亲亲得相为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法律应该给其生存的空间。诸如此类，不胜枚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