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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力与物质生活水平均非常低下的早期社会当中，人们的理性思维能力和理性认知均处在刚刚萌芽的阶段。这一时期，人类意识活动中主导的成分即是情绪或情感体验；生活中所涉及或感知的各种事物，大都被当时的人们通过情绪意识的虚拟或妄想而加以理解或认识。由此，早期人类之意识形态当中则普遍地形成或建立了神灵崇拜、祖先崇拜、英雄崇拜等群体情绪；相应于这些群体附着的情绪认知，当时的社会生活中也就出现了以图腾、禁忌、巫术等为代表的一定的情绪秩序。
中国古代社会就是情绪秩序主导的情绪社会。长期主导着中国古代之社会生活的某些情绪秩序，又始终是以神灵迷信、帝王崇拜和等级尊卑观念为其主要内容。自夏代开始，社会生活中即已确立了“受命于天”的神权观和强调等级尊卑的宗法。《论语·泰伯》中赞美夏禹“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而夏启则在其为出征而发布的军令中明确地宣布：“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8]。至于商代，则有“率民以事神” [9]、“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10]。这些相关的历史记载，可以说都是当时情绪秩序主导着社会生活的典型反映。
西周时期，社会中出现了“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等情绪意识，并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确立和完备了等级宗法、礼仪制度等特定的社会规则，社会生活中则相应形成或建立了较之前代更为系统也更为复杂的情绪秩序。
经历了诸侯争霸、战国争雄和百家争鸣的混沌时期之后，汉代的“儒法合流”，在社会生活中刻意构建并开始牢固地确立帝王崇拜、宗法纲常等有助于极权统治的情绪秩序；这些特定的情绪秩序则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基本上保持了对于古代中国之社会生活的主导。
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我们能够看到，人们的价值认知与情绪认知之间，乃至社会的价值秩序与情绪秩序之间，往往会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冲突或对立。某些特定的情绪认知及其相应的情绪秩序，一旦与人们的理性认知、价值认知乃至社会的价值秩序形成抵触或对立，往往就会阻挠甚或破坏社会生产与协作的正常演进和发展。
《论语》中记载的，孔子与其弟子宰我之间关于所谓“居丧之制”的一段言论对话，就从一个特定的侧面反映出当时社会中情绪认知与价值认知的抵触与冲突。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汝安乎？”曰：“安。”“汝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汝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11]
《左传》中记载的“子鱼论战”一段，同样也是当时社会中情绪认知与价值认知之间矛盾或对立的典型写照。
志大才疏的宋襄公，在与楚国的战争中，由于没有采纳正确的作战意见，不肯趁着敌军“未既济”、“未成列”发起进攻，结果被打得大败。本人“伤股”，“门官歼焉”。但其仍然固执于盲目、狭隘的情绪认知，面对国人的批评，还振振有辞地辩解说：“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而子鱼则就此反驳道：“君未知战。勍敌之人，隘而不列，天赞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犹有惧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敌也。虽及胡耉，获则取之，何有于二毛？明耻、教战，求杀敌也。伤未及死，如何勿重？若爱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三军以利用也，金鼓以声气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声盛致志，鼓儳可也” [12]。子鱼的这番话，可谓观点鲜明、精辟入理地阐述和申张了真正符合于当时军事实践之要求与需要的合理的价值观念；其对于宋襄公一流所固守和拘泥的某些盲目、狭隘和偏执的情绪认知的驳斥，也可谓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
中国古代社会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重农抑商”和“崇本抑末”的经济思想，其重要的根源即在于所谓的“重义轻利”的情绪认知。孔子曾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13]；孟轲更是主张“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14]。之后，董仲舒进一步提出“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15]；至于宋明理学，则更是鼓吹“存天理，灭人欲”，“非礼勿视、听、言、动，便是天理；非礼而视、听、言、动，便是人欲。” [16]。这些偏执和狭隘的情绪认知，无疑严重地抵制和排斥着社会生产与协作之正常演进、发展，所客观需要和内在要求的价值认知与价值秩序。
某些情绪秩序与价值秩序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某些情绪秩序对于价值秩序的抵制、排斥或扭曲，可以说是人类社会之历史上和现实中许多纷乱、灾难与痛苦的真正的根源所在。
理性认知、价值认知，通常总是不断进取的、开放的和宽容的，并能够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伴随着社会条件与生活内容的演变而不断得到充实、完善或修正。情绪认知则由于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总是存在着情绪意识之自发、虚拟乃至妄想的因素，也就难以避免地会包含着一定的盲目、偏执或狭隘的认识内容；这样的认识内容往往又会通过人际间的相互模仿、习染乃至心理强制，进一步地演化和发展为附着于一定人群的群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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