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
公司法可诉性较弱，致使不少法律制度滞后与缺位，加之
公司法理论储备和法院判例积累不足，
公司法纠纷案件已成为我国不少法院商事审判中的一块“烫手山芋”。在各级法院审结的
公司法纠纷案件中，从程序到实体都存在着裁判不统一的问题，不同法院对同类案件作出截然相反判决的现象并不罕见，直接损害了法院判决的权威性。笔者在某高院讲课时获知，该法院系统对一审
公司法案件的改判（包括高院对中院的改判、以及中院对基层院院的改判）率高达70%以上。可喜的是，二审判决能够纠正一审判决；可忧的是，倘若一审判决正确，二审判决的改判则铸就了生效的错判。
为缓解
公司法审判实务中无法可引的问题，一些省级高级人民法院开始出台一些内部的公司法审判指导意见，以统一当地法官的裁判思维，维护司法尊严。例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深入研究了该市三级法院自2002年至2003年审理的各类疑难案件，并多次召开三级法院和专家学者共同参加的论证会、研讨会，于2004年2月出台了《关于审理涉及适用
公司法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送审稿。浙江、江苏等地的高级人民法院也陆续出台了类似的法院内部指导意见。
为了提升全国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公司纠纷案件的业务水准，提高司法权干预公司法律生活的效率，最高人民法院在认真领会《
民法通则》、《
合同法》、《
民事诉讼法》、《
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法律规定的立法本意的基础上，认真总结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实践，谦虚而广泛地听取学界意见，并数易其稿，终于在2003年下半年推出了
公司法的第一部分司法解释草稿，即《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
公司法解释草稿”）。《
公司法解释草稿》在《人民法院报》和相关网站刊登后，在企业界和法律界引起强烈共鸣，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赞扬。但随着
公司法修改工作的启动，最高人民法院暂时搁置《
公司法解释草稿》，待新
公司法出台后再作处理。这一态度非常谨慎、稳妥。
那么，在新
公司法出台以后，最高人民法院是否需要出台配套的司法解释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要视两种不同情况而定：倘若新
公司法的可诉性极强，则
公司法司法解释有可能变得多余；倘若新
公司法的可诉性并无根本性改善，则
公司法司法解释出台仍有其必要性；倘若新
公司法的可诉性得到了根本性改善，但仍有意犹未尽之憾，则
公司法司法解释也有其必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