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道格拉斯（Marie Douglas）曾提醒说，“二元对立是一种分析程序，但其效用并不保证存在物也是这样区分的。有人声称有两种人，两种现实，两种过程，对他们我们应持怀疑态度。”[9]伯尔曼也洞悉了二元思维模式对西方人整体性的威胁：“主体全然分离于客体，人疏离于行为，精神疏离于物质，情感疏离于理智，意识形态疏离于权力，个体疏离于社会。”他断言，对这些二元论的克服便是未来希望之所在：“无论在哪里，综合——二元论的克服——都是开启新类型思维的钥匙；这种新的思维乃是我们正在进入的新时代的特色。‘非此即彼’让位于‘亦此亦彼’。不再是主体反对客体，而是主体与客体交互作用；不再是意识反对存在，而是意识与存在同在；不再是理智反对情感，或者理性反对激情，而是整体的人在思考和感受。”[10]一言以蔽之，即应在思维方式上完成“从两极向中介”的转化。这一点也同样适合于民法领域。
　　事实上，民法的“祛魅”工作还远不只这些。很大程度上，民法典成了法律人理想的寄托：它不仅被期许为“生活的百科全书”、“人间指南、人生向导”，甚至还被赋予了超越法、德，引领时代的艰巨使命。然而，普通人误读“法人”现象说明，现实与理想之间距离遥远。因此，为了防止“只要有了民法典，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或至少大部分问题”的唯法典主义（或者叫做法典原教旨主义）倾向，有必要对为什么要有一部民法典的问题加以追问。
　　人们常说只有做到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四点，才算符合法治的要求。于是乎完备法律便成了法治的逻辑起点。在民法领域所洋溢的法典主义情结，也可以看作是这种法治观念的体现。若沿着这个思路下去，似乎只有等待法典完备之后人们才能开始依循其指引而生活。显然这与实际不符：姑且先不说中华故国历历千载都不曾有过一部民法典，单就1949至1986年间的情形而言，在缺少民事基本法的情况下人们的生活也没有停止过。
　　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很多伟大法典的制定者都非常迷信法律的完备性。古代中国，每个王朝的创立者都按自己的想法制定新的法律，并要求其继承人必须严格执行、不得无故加以修改。在西方，查士丁尼（Justinianius，483－565）皇帝认为他的法典（Corpus Juris Civilis）无需借助任何法学家的注释和评论就足以解决一切法律问题，因而禁止对其编纂的法典作任何评注。甚至连一些法学家的著作手稿也都在《国法大全》颁布后被焚毁了。[11]在试图废除法学家的作用这一点上，拿破仑也是一样。他自认为他的法典非常“清晰、完善、逻辑严密，再加任何评注都是多余”，因而当得知针对法典的第一本评注出版时，他才会大声惊叫：“我的法典完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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