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简单。哈贝马斯对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真正稳定的国家统一应当体现为公民们因分享
共同的政治文化而表现出来的
宪法爱国主义：“共同的政治文化必须成为既形成多元意识又培育多元社会共存感的
宪法爱国主义共同标准。”因此，对於稳定的、非强迫性的国家统一来说，宪政是必不可少的。世界上一些最稳定的统一国家（如美国和瑞士）正是那些民族情况复杂多样但却具有坚实共同政治文化的国家。这种共同的政治文化不只是指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念（自由、平等、民主），而且更是指一种强调法治形式程序的现代“人民主权”的观念。
哈贝马斯指出，在卢梭（Jean J. Rousseau）和康德（Immanuel Kant）之前，人们把“人民主权”只是理解为某种对君权或其他专制权力的限制，理解为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契约关系，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对契约双方权力分配的规定。卢梭和康德改变了这种权威式的“人民主权”的解释，并将人民主权重新界定为人民通过自行立法而形成的权力。在新的人民主权观念中，社会契约不是一贯如此的历史条约，而是规定政治权威如何构建和法定的模式，其目的在於从国家权力的权威中清除其残余的暴力，也就是康德所说的：“立法只能从每个人协力一致的意愿中产生，俾使每个人以同一原则对待不同事物，所有的人以同一原则对待同一事物。”为了修正和限制卢梭所倡导的“普遍意志”，并将其形式化、非实质化，哈贝马斯特别指出：人民主权不是指基於血缘或生活方式一致的、实质化的同一集体意志（如“某某主义”），人民主权是在辩论过程中达成的共识。这种辩论是在自由、平等的公民竤体中进行的，这种共识从根本上说来源於大众一致认可的同一程序。哈贝马斯强调，在多元民主国家中，
宪法是提供共识的最重要表现形式。
在现代人民主权观念中，
宪法应当既赋予权力，又限制权力。
宪法是规定政府职权的最
高法则，也是保护公民权利的基本大法。有鉴於过去和现在形形色色的新老专制统治的荼毒，
宪政更应注重严格规定和限制政府权力。限制政府权力正是人民赋予自己权力的表现和结果。由此可知宪政和民主不可分割的关系。但就其根本的意义和作用，二者仍有区别。民主的要旨在於以民决政，宪政之要旨在於以法治国。没有法治不能保证民主，而仅有法治却不一定有民主。法制的目的是民主，而民主则必须由法制获得公正和秩序。哈贝马斯的
宪法爱国主义所特别强调的，正是由人民自主的政治共同体和由“实实在在的法律形式”所规定的个体成员的不可侵犯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