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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天生民而立之君”的解释，参见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95－196页，第198页，第200页。
关于“rights”的汉译，参见《人权概念起源》，第31页，第262页。严格说来，“权利”并非“right”的恰当译法。严复把rights译为“权利”，后又译为“民直”而与“民义”（obligation）相对应。在弥尔On Liberty的译本《群己权界论》中，严复在不同场合分别将rights 译为“民直”、“天直”和“权利”，以准确表达英文“right”的复杂内涵 。《东浙杂志》1904年第4期所刊“民权篇问答”称：“权在西书者为right五字，此五字者，或译为毅力，或译为愿力，或译为心德，日本人概译为权。”
汉语“民权”一词最早见于郭嵩焘于光绪四年四月（1878年5月）的日记：“西洋政教以民为重，故一切取顺民意，即诸君主之国，大政一出之议绅，民权常重于君。”继有黄遵宪、薛福成分别于1879年、1890年开始使用。参见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9－10页。
Alasdair Macintyre: After Virtue (London: Duckworth, 1981).
王韬：《弢园文录·重民中》。
王韬：《格致书院课艺》。
陈炽：《报馆》，《庸书》外篇卷上。
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
梁启超：《古议院考》，《时务报》第10期。
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课艺批”，《戊戌变法》<二>,第550页。
谭嗣同：《仁学》。
参见《法意》，第十一卷第十九章，“复案”。
梁启超：《爱国论三·民权论》。
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五编，第48页；六编，第10页。
王人博认为，民权话语在近代中国的形成和流行，并不是把民权作为一种制度性架构以解决国家权力的来源、归属和分配问题来看待的，而是首先把它设想为一种能解决中国国家和社会衰败、滞弱的器具（王人博：《民权词义考论》）。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丁韪良的《万国公法》和风靡一时的报纸《万国公报》，均多次在“民为主”的意义上借用古汉语“民主”（民之主）一词（参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13－414页；《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第8页，第147－149页）。由此，汉语“民主”一词有了新的涵义。清末民初，“democracy”一词除音译“德谟克拉西”外，较流行的译法是“平民主义”、“庶民主义”、“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参见顾昕：《德先生是谁？》，《儒家与自由主义》，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29－330页）。后来确定的“民主”一词，意味着“democracy”在汉语里找到了比“rights”的汉译好得多的表达。正是这样，戊戌变法前，改良派大多数倡“民权”而反“民主”，因为他们的理想是“民有权而君作主”，让君权与民权相结合，于是，民权成了统治的工具。这样的理解与日本人早先把“democracy”译作“民权”并且在“君民共主”的意义上理解民权、民主也有关系。沟口雄三认为，日本明治时期的民权不包含对天皇（国体）的反乱权，中国清末时期的民权则含有对皇帝（王朝体制）的反乱权。参见沟口雄三：《中国民权思想的特色》，孙歌译校，《公法》第1卷，第3页）。
严复：《辟韩》，《严候官文集》第93页。
例如，“民受生于天，天赋之以能力，使之博硕丰大，以遂厥生，于是有民权焉。”（郑观应：《盛世危言·原君》附）。
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五编，第52页。
同上。
古汉语早有“自由”一词，指按己意行动，不受限制，如《礼·少仪》“请见不请退”，郑玄注“去止不敢自由”；《三国志·吴·朱桓传》：“每临敌交战，节度不得自由”；《孔雀东南飞》：“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但古人所谓自由，还不是从权利的意义上讲的，也没有政治自由的意思。据熊月之先生研究，“liberty”在马礼逊《词典》（1822年）里译为“自主之理”，在麦都恩《英汉字典》（1847年）里译为“自主、自主之权，任意擅专，自由得意”，在罗存德《英华字典》（1866年）里译为“自主，自由，治己之权，自操之权，自主之理”，并加了natural liberty（任从心意），civil liberty（法中任行），political liberty（国治己之权）等解释（参见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第267页）。可见，“自由”一词的使用和理解都有一个过程，但最后还是和“权”挂钩了。
《申报》1887年10月2日。
严复：《中俄交谊论》。
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专集》之四）。
梁启超：《新民说》。
梁启超：《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校订版见《公法》第一卷。
有论者认为，“五四时期‘权利’观念日益“道德化”。起初，权利被当作一种新道德，“随着权利这一观念中所蕴含的道德成份增加，出现权利的道德化，个人权利和消极自由也就变为积极自由和强调义务的权利。进一步将积极自由道德化，个人权利完全转化为平等，自由也变成号召人们参与解放事业的一种公共意志。”（金观涛、刘青峰：《近代中国“权利”观念的意义演变——从晚清到<新青年>》，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三十二期 ，1999年12月）。不过，当时作为权利基础的“新道德”，乃是规则意义上的道德，不是向善的道德；是凡人道德，不是圣人道德。后来权利话语之枯竭及最终被放弃，从某种意义上讲，乃是由于向善道德、圣人道德以若干新的面目在政治领域占居了主导。
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一讲”，《三民主义》，岳麓书社2000年版，69页。
孙中山：《民权主义第六讲》，《三民主义》，第157页。。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89页。
参见《建国方略之三·社会建设（民权初步）》，《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40页。
孙中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选集》，第592页。
参见孙中山：《总统新年在桂之演说》，《民国日报》1922 年2月23日。
参见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新青年》第一卷第六号。
参见李大钊：《平民主义》，《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25－427页。
参见李大钊：《青年与农村》，《李大钊选集》，第148-149页。
毛泽东：《给黎锦熙的信》（1917 年8月 23日）。转引自徐显明：《人民立宪思想探原》，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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