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通常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存天理、灭人欲”来说明儒家不重视利益，把仁者爱人落不到实处。此乃莫大的误解。义利之辨和天理人欲说乃是对君子内圣修己说的，而非就外王治国说的。萧公权认为“孔子教民重于养民，孟子养民重于教民”，徐复观则认为“养先教后，孔孟同揆”（参见金耀基：《中国民本思想史》，第10－11页）。徐复观还认为，儒家的义利之辨，“在政治上是抑制统治者的特别利益，以保障人民的一般权利的”（徐复观：《学术与政治之间》甲集，学生书局，一五六页）。
在中国政治思想里，虽然讲神、讲国、讲君，但是，“神、国、君都是政治中的虚位，而民才是实体”（徐复观：《学术与政治之间》甲集，四五页）。
“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周易·革·彖辞》）。
《荀子·大略》
贾谊：《新书·修政语下》。
参见《人权概念起源》第四章；关于“本性权利”，参见该书第58页、107－118页、169页、229页。
孟子说，“人人有贵于己者”。（《孟子·告子上》）
“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孟子·告子上》）。又，赵歧《注》：“天爵以德，人爵以禄。”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天爵者，德义可尊，自然之贵也。”
这便是“德性权利”，它与权利的资格论、要求论和意志论有相通之处，并可以得到它们的部分支持。
成中英先生在《论儒家孝的伦理及其现代化：责任、权利与德行》一文里认为，儒家伦理讲的个人德行为“对应德行（relational virtues）”,并非现代社会基于理性德则与意志同意规范出来的“交互权责（reciprocal rights/duties）”，并认此为“中西伦理思想传统中一大相异之处”（参见《成中英新儒学论著辑要：知识与价值》，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版，第465－466页及第466页注1）。成先生的讲法若仅仅限于孝的伦理，是颇为恰当的。若推及整个中西传统，则恐失妥当。其实，成先生在另一篇文章《自目的论与责任论分析与重建儒家道德哲学》里，对本体的、形上的德性（而非德行）有不少富于启发的建设性阐述（同上书）。
《孟子·告子下》
这样的口号既是天“惟德是辅”、“改厥元子”的通俗表达，也是天然权利意识的自然流露。“天的意志代表民的意志，而王又须按照天的意志来执政，那么民似乎具有立法权，王则行使行政权，而对王的选举、监督和罢免权则属于天”（李存山：《中国的民本与民主》，《孔子研究》1997年第4期）。尽管李先生的研究结论并不承认先秦儒家学说里有民权思想，但他还是认为，在统治者必须敬天保民、服从于人民意志的意义上，可以说是“人民把监督、节制君王的权利委托给‘天’了”，并认为“儒家的政治设计一直未脱夏、商、周三代的原型”（李存山：《儒家的民本与人权》，《孔子研究》2001年第6期）。
《史记·太史公自序》
《论语·先进》
《论语·宪问》
《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万章》
《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尽心下》
参见金耀基《中国民本思想史》，第59页。
《孟子·梁惠王下》
参见《孟子·万章下》
关于墨子的权利思想线索，参见拙著《人权概念起源》，第31页，第272-273页。
《春秋繁露注》，第177页。
《中说·问易》
《中说·事君》
《稽康集》
《阮步兵集·大人先生传》
《无能子·圣过》。
《伯牙琴·君道》
《伯牙琴·吏道》
《陆九渊集·象山语录》卷上
《陆九渊集·荆州日录》
《明夷待访录·原君》
《明夷待访录·原君》
《潜书·室语》
《明夷待访录·学校》
《明夷待访录·学校》
关于价值法则、政治法则和程序法则的关系，以及相应的道统、政统与法统的关系，参见拙文《中国
宪法改革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梁启超：《老孔墨以后学派概观》，三七页。萧公权也认为，“孟子民贵之说，与近代之民权有别，未可混同。简言之，民权思想必含民享、民有、民治之三观念。故人民不只为政治之目的，国家之主体，必须具有自动参预国政之权利。以此衡之，则孟子贵民，不过以民享达于民有，民治之原则与制度皆为其所未闻”（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九一页）。
有论者认为中国古代有着自己特殊类型的民治思想和民治法则，如，洛弗尔(B.Laufer)在《中美的接触点》（Sino-American Point of Contact）一文里认为民治精神为中美两国民族的共同的特征。他说，“远在公元前四世纪，中国的孟子，已倡导 ‘民贵君轻’的大义，自秦废封建，取缔贵族，中国即为民治的社会”。转引自金耀基《中国民本思想史》，第5页。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第五页。
陈顾远：《中国政制史上的民本思想》，载于《中国政治思想依据制度史论集》。关于与欧亚其他国家的比较，胡秋原先生指出，“中国专制主义，无宗教为后盾，且因儒学加以驯化，在保持统一之下，成为有限的专制主义，中国皇帝不比欧亚皇帝好，但中国从无罗马 ‘皇帝意志为法律渊源说’、英国 ‘王权神圣说’，而中国皇帝也永远无人如法国路易十四敢说：‘朕即国家’，因此，中国虽然是专制国家，较欧亚其他专制国家温和得多”（胡秋原：《古代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做过美国副总统的华莱士(Henry A.Wallace)甚至认为，“中国哲学和国民心习之趋向民治，对于西洋政治哲学有重大的影响，美国建国时期，贤哲之士，倡导革命，奠定宪政，其信仰与作风，虽云直接得之于欧洲，实为间接取之于中国”。“中国文化为启发西洋民主政治的一个源泉，亦可为创造西洋民主政治的一个动力”（1943年双十节广播词）。转引自金耀基：《中国民本思想史》。
可以从两个角度分析中国古代没有出现人权概念的原因，一是治国主张来看，追求礼法政治而非约法政治，礼的功用不在解决利益冲突和权利规设问题。二是从权利主体来看，在经济方面，受小农经济所限，没有出现客籍民、城镇市民和资产阶级这三类新人；在政治方面，讲究个人的伦理身份而非“公民”那样的独立的社会政治身份；在文化方面，缺乏像西方那样的与他人分立对抗的、绝对的个体人概念，同时，界定和彰显个体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境界和方法也不同（参见《人权概念起源》修订版，第187－19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