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斯卡利亚是言论自由的强有力的鼓吹者，这部分是因为他相信法官并无力管理一个系统，该系统对言论自由保护的例外情况用语模糊。但是图施奈特没有赞扬斯卡利亚的意思，他将其描述成一个自大傲慢的人，并且对他是否正确也表示怀疑。在图施奈特看来，斯卡利亚“并没有他自己想得那么聪明。”他相信斯卡利亚关于自己能力的膨胀的自信已经被“从保守激进主义那里得到的洪亮赞美声”所强化。图施奈特同样也相信斯卡利亚广被称赞的写作不过是“法庭激烈辩论的忠实记录，很便于被引证，把复杂的问题变得很简单——并且经常用一些易引人误解的词汇。”同时他总是把和他观点相左的人说成是“愚蠢的”或是“说谎者”。更为一般的结论是，斯卡利亚和肯尼迪和奥康纳不一样，斯卡利亚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日程表，寻求对那些不符合经济和社会问题的
宪法做大规模的改变。
托马斯也有一个相同的日程表，并且他当然地拒绝如下观点：
宪法允许纠偏行动，保护堕胎的权利和同性恋的权利；但是图施奈特也主张，托马斯并不是斯卡利亚的克隆体，并且事实上图施奈特还有些崇拜他。正如斯卡利亚一样，托马斯坚持
宪法解释应该和
宪法制定者的理解相一致。但是比斯卡利亚更变本加厉的是，托马斯为了恢复对
宪法的原本含义，竟要拒绝长期存在的先例。例如，在1992年一个引起争议的司法意见中，托马斯写道，看守严厉鞭打囚犯并不违背“残酷和非同寻常的惩罚条款”（the cruel and unusual punishment clause），因为这并不违背对“囚禁期间任何苦难都可能降临于囚犯身上”的原本含义。2004年托马斯走得更远，他利用原意解释做了一个激进的建议（尽管在历史上这是似是而非的），即建立条款——该条款是教堂和政府分离的
宪法基础——并不适用于州政府。
关于种族歧视，托马斯已经成为一个独具个性的声音了，他挑战在他看来是“种族家长主义”的做法。在斯卡利亚将纠偏行动看作是一种社会工程的形式的地方，托马斯主张这不过是惺惺作态和某种怜悯，并且最终和平等是南辕北辙的。托马斯坚持认为，纠偏行动计划“将实现顽固者关于黑人会变得更懒散的预言”。在他生活中的许多场合，托马斯都曾经说他崇拜安·兰德，罗纳德·里根，里查德·赖特和马尔科姆X；这些不同的人物都拥护同一个主题，即他们喜欢自我奋斗，而憎恨怜悯。托马斯对他称之为“自以为是的乐善好施”（“patronizing indulgence”）的怀疑成了他的作品的标志，并使得他的声音变得独一无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