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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我们的民法学家会说：且住，你讲的故事都发生在欧洲， 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中国根本没有民法的传统，就连‘民法’这个词也 是舶来品。至于人格独立、人格平等、意思自治等精神，在我们民族的 精神中更是无立锥之地!”对啊，中国社会与欧洲社会不同，其政制与 法律也大异其趣，我们不能忘记这一点。问题是，这种不同并不能改变 法律与社会息息相关的性质。因此，我们要问：既然法律植根于社会， 无根的法律如何立足；既然法律的生命来源于生活，法律如何凭空去创 造社会?有人可能会说：“法律移植。”
自西法东渐以来，法律移植便成为中国法上一个无法更改的事 实。因此，我们无需去讨论其应当与否，而是问如何“移植”，以及“移 植”之效果怎样。
在已有的关于法律移植的大量文献里，干脆否定法律移植之可能 性者有之，认为法律移植虽然可能但是困难重重成效有限的更是不乏 其人。这首先是因为，法律移植确是一件极为艰难和不易成功的事情。 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法律无法脱离社会而独立，这就好比植物不能离开适宜的水土而生长一样。当然，适宜的水土也可以慢慢培养，移植的 法律对此也可以有所贡献。但此过程甚长，而且没有必然成功的把握。 所以，造法之初，立法者就须慎之又慎，尽可能多地了解社会情态，并且 工于筹划，务令法律与社会融洽协和。
中国之民法移植始于清末的法律改革。当时，为制定合乎国情的 民律，光绪、宣统两朝修律大臣先后奏请派员分赴各地调查民商事习 惯，其奏折云：“中国幅员广远，各省地大物博，习尚不同，使非人情风俗 洞澈无遗，恐创定法规必多窒碍。”奏准之后，专司法律制定的“修订法 伟馆”制定了“调查民事习惯章程”十条，对调查的程序和范围等加以规 定。稍晚制成的“调查民事习惯问题”213条更列举了内容广泛的调查 细目。
发端于清末的法典制定和习惯调查均延至民国时期。北京政府司 法行政部于1930年编定印行的《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收当时19 个省、区的民事习惯约3500则，是这类调查的集大成者。不数年，民国 民法典编成。
对中国历史上这第一部民法典，当时人就有截然不同的评价。批 评者认为，新法与历史脱节，与社会格格不入，徒具形式。辩护者则说， 民法虽然大半抄袭他国，但抄得十分巧妙，以至中国国情与最新法理 竟能够配合得天衣无缝。实际情形如何，本文不欲置评，但有一点应当 指出，即争论双方都把法律与社会的关系视为关键，都把法律对社会的 这应性当作衡量其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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