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斌余杀人案：底层群体罪与罚的正义之辩
新京报/陈兴良/梁治平
【全文】
编者按：农民工王斌余因讨要工钱未果而杀死4人的案件正在引起公众的高度关注，围绕这一案件，也产生了许许多多争论的话题。
议题1 为何关注王斌余？
新京报：王斌余的死刑判决为什么能引发这么大的关注和争议？
梁治平：如果抛开案件背景，它可能只是一个寻常的刑事案件。但如果结合背景的话，就不是一个普通的案件了：农民工法律地位问题，讨薪不成所处的孤立无援处境，他们种种让人扼腕的遭遇，以及非常高的维权成本。这个背景大家非常关注，而且由来已久，大家关注这个案子，主要是因为这个背景，以及背景之下的社会不公正。
我想起1979年的蒋爱珍案，当时我在西南政法学院上学，老师要我们讲讲对蒋爱珍案件的评价。当时就有些同学把蒋爱珍说成英雄，认为她的行为是可以谅解的，反对实施死刑。蒋爱珍案和王斌余案还是比较像的，他们都是弱势群体的一个成员，然后受到社会里的一种势力不公正的欺凌，最后走投无路了，就采取了非常极端的手段，构成严重的刑事犯罪。这种个人命运的相似性，一方面可以看到人性中弱者反抗的一致性；另一方面，我感到很可悲，过了几十年了，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而且不是孤立的个案。这很值得我们去思考。
议题2 该不该判死刑？
新京报：本案量刑上要考虑哪些情节？对死刑判决持什么观点？
陈兴良：这个案件本身从法律上说，是没有悬念的。根据我国以往的司法实践，一审判决在法律上没有问题。王斌余杀死四人，又重伤一人，尽管他有种种前因后果，但是这样一种行为在法律评价上，应该说是极其严重的故意杀人。在国外
刑法中，杀一个人是一个杀人罪，杀四个人就构成四个杀人罪。当然，我国刑法不管杀几个人，都只构成一个杀人罪，但杀人多少显然是量刑上要考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
至于本案是否属于防卫过当，回答是否定的，因为
刑法规定了正当防卫的特定条件，这个案件不具备。当然，这个案件中存在两个有利于王斌余的情节，一个是激愤杀人，另一个是投案自首。就这两个情节而言，激愤杀人是一个酌定的从轻处罚情节，但因为王斌余杀的四个人并不是欠薪的工头，这里面虽然存在激愤，但杀的不是直接导致他产生义愤的这个人，这在刑罚裁量上就会大打折扣。另外，自首是法定的从轻处罚情节，但当犯罪严重到一定程度，这些从轻情节在量刑上的影响就会显得很弱，不足以使死刑判决发生逆转。
梁治平：我觉得从事实上看，有些问题是至关重要的，比如这个人是处在什么精神状态下实施的犯罪———他当时的精神状态，是能够比较清楚地了解自己的行为，还是暂时性的失控状态。比如，王斌余这样的农民工，他们从小生活在农村，希望过好的生活，然后到了城里，受到歧视，生活在社会的边缘，生理需要难以满足，受到各种欺凌，受到很粗暴的对待，而且其他人的生活和他的生活形成非常大的反差。所有这些东西，可能在某个时刻，控制了他的思想，使他疯狂起来。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王斌余这样一个阶层的人的生活史与他们的精神状态之间的联系，非常值得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