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论丛
姜明安
【全文】
总 序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至本世纪初，我和罗豪才教授曾与北京大学出版社合作，主编过一套《现代行政法论著系列》。该《系列》共出了20多部专著，这些专著都是有关现代行政法前沿问题的研究成果，一本本都透着新时代公法的气息。这套论著的作者大多是刚刚步入“而立之年”的年轻博士，其所著大多是他们在自己的博士论文基础上所进行的再创作。这套书虽然不能说每本都是精品，但其中确实不乏精品。
现在，我们又一次与北大出版社合作，出版一套新的公法论著系列《宪政论丛》。《宪政论丛》与《现代行政法论著系列》是公法论著系列的姊妹篇，主要出版年轻学者研究
宪法和宪政前沿问题的最新成果。
宪法与行政法是公法的两大支柱。行政法是规范行政权运作，调整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关系的法律部门；
宪法则是规范整个国家权力的运作，调整国家与人民的关系的法律部门。行政法是构建法治的基本法律部门；
宪法则是构建宪政的基本法律部门。法治是宪政的构成要素之一，但不是唯一要素，宪政的构成要素除了法治以外，还包括民主、人权、对公权力的控制、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司法独立与分权制约等。毫无疑义，宪政离不开法治。没有法治，宪政不可能实施。但同样毫无疑义，法治也离不开宪政。因为宪政是法治的灵魂，是法治的保障。没有宪政，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
“文革”结束后，我们就开始探索建设法治，也开始探索建设宪政。但直到“孙志刚案”、“齐玉苓案”、“身高歧视案”、“乙肝歧视案”、“种子案”、“夫妻看黃碟案”等一系列
宪法或
宪法性案件发生和我国宪法正式确立“依法治国”、“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等原则以前，我们一直没有过分地看重宪政，没有真正重视宪政建设。“文革”的切肤之痛，使我们开始对法治（而不是宪政）有了比较深切的认识，故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前期开始制定《
刑法》、《
刑事诉讼法》、《
民法通则》、《
民事诉讼法（试行）》等法律，并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治口号。然而，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前期推出的法治还并不是完全意义或真正意义的法治，因为它很少或较少有宪政的指导，很少或较少贯穿宪政的精神。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的经济体制开始根本性的转变：市场经济体制开始逐步取代计划经济体制。此种转变才促使和逼迫我们较多地思考一些宪政问题：对于政府的权力，即使是人民政府的权力，是不是也要进行适当的限制和控制？政府的权力，即使是人民政府的权力，如果不加限制和控制，是不是也会侵犯人民（包括工人、农民，也包括企业主、个体劳动者等）的权益？是不是也会成为市场的障碍和经济发展的阻力？人民政府如果侵犯人民的权益，人民可不可以向法院告人民政府，要求人民政府赔偿？作为这种思考的结果，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出台了很多重要的法律，如确立“民告官”制度的《
行政诉讼法》和《
行政复议法》，确立国家向人民承担赔偿责任的《
国家赔偿法》，确立政府行为应遵守正当法律程序规则的《
行政处罚法》，确立公务员行为规则和公务员制度的《
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确立对整个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法制监督制度的《
行政监察法》，等等。由此可见，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法治显然已经贯穿了若干宪政精神了，是已经有相当法治味的法治了。但是，尽管如此，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法治还不能称为完全的和完善的法治，因为直至上世纪末，中国的宪政还很不健全，我们的国人，即使是法律学人，甚至是宪法学人，对宪政尚未予以足够的重视，尚很少有人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推动市场经济建设的激情和干劲去推动中国的宪政建设。法律学人、宪法学人中也较少有人以研究法制、法治和
宪法文本、
宪法具体制度的劲头去研究宪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