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后诠释”无助于司法权威的树立
夏敏
【关键词】判后诠释 司法权威
【全文】
日前，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在现行诉讼程序的基础上增加一个判后诠释程序，即在案件宣判后，法官必须就案件的法律关系和判决的理由，对当事人作进一步的解释，征求当事人的意见。具体分两个阶段：一是宣判时回答当事人的疑问和异议，从事实认定、证据采信、法律适用等方面进行解答；二是裁判文书生效后3个月内，当事人因对判决有疑问而来信来访的，由案件承办人和有关审判庭进行判后诠释，审判长必须出席。有学者甚至认为： 立法部门应该考虑将“判后诠释”纳入法律规定的程序，从制度上保证该做法得以实行。
“判后诠释”的目的显然在于努力让当事人明白裁判的法理依据，消除对法官公正性的疑虑，从而服判息讼，这无疑属于一个积极而良好的“动机”。但笔者认为，这种做法不仅无助于司法权威的树立，也无助于法官在当事人心目中获得公正的司法形象，有画蛇添足之嫌。
理由一：“判后诠释”既然并非法官于程序上的法定义务，当然也就超越了法官的法定职权。法官所拥有的审判权即狭义的司法权，其核心权能是裁判案件。
宪法之所以将法院的职能定位为“审判机关”，正是基于对司法权本质的认识。如果说法院还有释法和普法的义务，那也仅指“人民法院用它的全部活动教育公民忠于社会主义祖国，自觉地遵守
宪法和法律”（《
人民法院组织法》第
三条第二款），这里所谓“全部活动”的法定内涵就是指“审判活动”以及与“执行事项”等法定事项有关的活动。“判后诠释”既然是在“判后”，也就超出了法官裁判权的范围，此时法官再对所作判决从“事实认定、证据采信、法律适用”等方面进行诠释与其职权要求相悖，因为这些方面本来就是应该在法庭审理和裁判文书中诠释清楚的。西方有句法谚：法官的审判实践就是在解释法律。那么，在法庭审理和裁判文书中都不能诠释清楚的问题，难道离开法庭审理和在裁判文书之外反倒能诠释得更清楚明白吗？
理由二：“判后诠释”无视法庭审理和裁判文书的诠释功能，从而降低了司法形式的应有价值。正是为了公正地司法，使法律具有适用上的一贯性和稳定性，人们同样通过立法的形式建构了一整套诉讼程序，以期用程序公正来保障实体公正。由于法律的适用必须建立在一定的案件事实基础上，因此当法官循着既定的诉讼程序来认定证据，查明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裁判时，不可避免地就要涉及认定证据的法律规则以及事实与法律之间的逻辑关系，这样的过程不正是在诠释法律吗？解释法律是法官行使司法权对案件作出裁判的必要途径，没有哪个法官离开法律解释可以对案件作出裁判。如果法官对法律的解释是错误的，法律还设定了上诉、申诉再审、检察机关抗诉等司法救济程序。“判后诠释”让人觉得法定的诉讼程序和司法形式还不能让法官完成法律解释的任务，或者认为法官在诉讼程序中没能对法律作出充分的解释。即使诉讼程序或法官事实上可能存在这样的不足与疏漏，那么为什么不考虑把“诠释”要求纳入诉讼程序中来予以强化，而非得指望在裁判后再设置这么个不伦不类的程序来实现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