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尽管人们对“文革”并未完全失去记忆，言谈间，还经常把当前的经济落后归因于“文革”，但“文革”更多地是作为一种政治路线的失误或错误，残留在集体性记忆中。“文革”期间的暴行，从未全面地、真实地得到曝露，更遑论惩罚与反思。看上去，社会大众似乎很快在一种舆论控制之下形成了共识：那是一场由“江青、林彪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错误制造的浩劫，主犯已然受制裁，其它的细节就既往不咎了。类似的忘却或选择性记忆缺失，还发生在其他领域，例如对收容遣送制度下罪恶行径的遗忘。
　　忘却或集体性失忆，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和解？很难对此给出绝对的“是”或“否”。忘却或集体性失忆，在不属于受害者及其家属、身心并不为此切痛的多数人那里，可以很快地成为现实，从而使“面向未来”成为压倒性的选择。在习惯于很快地忘记痛苦、寻求新的快乐平静生存状态的人们那里，少数人的痛心、哭泣、申冤，可能只会在个别的交流环境中换来惊讶或同情。甚至，受害者及其家属在社会的压倒性选择面前，也不再刻意记忆痛苦过去。旧制度之下的作恶者和受害者或其家属，似乎很快地达成了一种“和解”。
　　然而，也有学者评论西班牙民主化过程时尖锐指出，“‘宽恕和忘记’有时被描绘成变革的实质，这并不完全正确。因为没有一个西班牙人受到审判，也没有人被判定有罪。既然没有罪犯，也就谈不上宽恕，它只是一种忘却。”瑞格比教授所倡导的和解文化，也以真相的揭示作为核心价值之一。让真相湮没在人为的历史扬尘之中，让大众在不知情的状况下与过去说拜拜，似乎算不上和解。　 　　
　　在西班牙或中国，无论忘却或集体性失忆是否可以视为“和解”，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它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这两个国家都缺乏成熟的市民社会。“佛朗哥政权发展了一种躲避文化，促使人们从严酷的现实躲入虚幻的王国，不在公共场合谈论政治问题。这种个体化的反应，即只注重个人和家庭不关心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态度，促进了60年代西班牙的经济发展……将自己关闭在自我狭小的天地里，是一种完全能够理解的行动，其结果是市民社会的消失，没有工会、社团、利益集团和反对党。……政治精英在处理过去遗留问题时，并不需要顾及大众的反对，……也几乎不存在组织完善的压力集团来提出质疑和反对的意见。” 在当前的中国，完全可以发现与此相当类似的现象，尽管一切皆在变动之中。　
　　与忘却或集体性失忆这种有争议的“和解”方式不同，在拉丁美洲、东欧、中欧、南非以及其它发生过结构性暴力的国家或地区，曾经尝试另外一种样式的和解。尽管各地有诸多的不同，但似乎都显现了瑞格比教授所言的四个核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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