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些人，都直接或间接地接力着侵略者或占领区傀儡政权的国家暴力。在这样的通敌或半通敌的结构中，他们在一定意义上都是“犯罪者”。但他们是怎样的犯罪者呢？他们中的许多人有可能只是“办事员”，执行的是上级机关或侵略者发出的行动指令。甚至发出最初行动指令的上层官僚或侵略军首领，也是执行其有义务执行的相关法律或政策的“办事员”。他们更有可能是不亲历加害现场、不亲施加害之手的普通人，但却是在整架战争机器、种族屠杀机器和暴力机器中的一个零件或部件。他们是与受害者距离遥远的“陌生人”，是没有亲眼目睹受害场景而较少受到良知拷问的“冷漠人”，但他们很难将自己与暴力罪行完全摘清，成为纯粹的“局外人”。
　　此类直接或间接地让国家的结构性暴力肆虐的“助纣者”，不仅于国际战争侵略者占领区内大量存在，更是普遍散布于各种形式的国内极权治理甚或内战的时代。1940年代西班牙佛朗哥执政早期清除政治异己的恐怖统治，1960、70年代拉丁美洲巴西、乌拉圭、阿根廷、智利等国的军人专制统治，二战结束直到1989年之前欧洲东部和中部前社会主义国家以秘密警察和安全机构无孔不入为特征的专制，1990年以前南非实施的白人对黑人全面统治的种族隔离制度，1970到80年代危地马拉内战涉及集体大屠杀，死亡、失踪事件发生最多的时段，1990年代早期前南斯拉夫地区的战火纷飞和种族清洗，1994年卢旺达的大规模种族屠杀和灭绝。在所有这些充满着血腥杀戮、残酷迫害事例的年代里，令受害者、牺牲者以及幸存者感觉心悸恐怖的，就是那种无所不在的暴力网络，以及撒网者的不计其数和隐踪匿形。　
　　试想：如果你有一天被秘密警察或军人带走，未经审判或经过一种形式上的审判（结论事前内定、程序走个过场、法官接受指令），而后入狱多年，突然在另外一天，你从有关档案材料中发现，告密并致使你锒铛锁身的，竟然是交往很久的邻居、朋友、同学甚或亲人。你会不会感到，自己所处世界是一个巨大的、布满“监视眼”的穹穴，让你无处可逃？或者，一天早上，你和家人正在平静地吃早餐，突然冲进一群手持武器的人，对着你的家人就是一阵扫射，在枪子底下偷生的你，事后知道他们既不是仇家也不是出于打家劫舍的目的，而是因为你们一家所持政治观点与他们的不同，或者是因为你们一家与他们来自不同的族群。你又会不会感到，自己所处世界是一个巨大的、设计精密的人造机关，哪儿不留神就会触动它对你的致命一击？
　　这样的令人恐惧的结构性暴力，并不只是在中国之外的土地上发生过、发生着，我们这里也同样发生过、发生着、预计未来还可能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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