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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相对合理主义可以成为我们研究问题的一个有用的模式。
相对合理主义，可以作为我们思考与分析问题的一种方式，一种范式，当然，这只是多种思想分析方式的一种，不要把它“八股化”。以我研究沉默权问题为例。基本思路是，其一，承认沉默权的公理性意义。在阐述反映其合理性的一般法理，如控辩平衡、人道主义、隐私权等以外，就其意义还强调两点，一是从总的状况看，我国公民权利过于弱小而保护不足，国家权力过于强大而制约不够，因此一种合理的“维权”措施应当受到积极的评价；二是从司法的现实看，缺乏沉默权往往造成坦白不能从宽的司法困境，而确立沉默权可能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脱出困境。
其二，分析中国刑事司法的条件与现实状况，指出沉默权设置对我国控制犯罪存在三个影响因素，即：1、重口供的侦查方式难以短时期内改变，沉默权设置影响侦查能力；2、强调映证而不讲自由心证的证明标准，使沉默权实施口供减少后对定罪有相当影响；3、由于证人作证制度疲弱，在实行沉默权制度后人证获取将更为困难。
其三，要在公理性要求与现实条件限制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即承认沉默权，但在其的设置方式上要注意实际条件的制约，而采用一种比较适当的设置形式，同时可以确定一个渐进性的实施过程。可见，这种分析思路可以简单概括为：理性原则——现实条件——解决办法这样的三部曲。
4、“相对合理主义”对于我国司法改革与司法操作是一种宿命，它描述、反映了中国司法改革的实际路径。中国目前职能按照这种逐步推进的方式进行改革，这是一种宿命。例如，法院的改革，审判长选任制，审判委员会改革、法衣、法槌等现代司法道具的配备，审判程序的向对抗制的改革等等，以及目前推行的司法统一考试制度，很显然，都是一种渐进的，由体制内的改革走向体制改革的方式。这一点应当说是毋庸质疑的。“相对合理主义”对司法实践的描述性与反映性是它能够成立的根基。
不能否认，“相对合理主义”作为一种“应对理论”，本身有一定的局限性，在实践中运用也可能发生某种负作用：
1、在一定情况下，它可能成为法治的腐蚀剂与社会的麻醉剂。
我们目前需要推进司法改革，宏扬法治精神，需要将大量不合法治的做法纳入法治的轨道。这是我们在推行法治方面面临的主要任务。而“相对合理主义”所包含的容忍适度违法的精神，可能成为法治的腐蚀剂，可能成为社会改革的麻醉剂。而且这种理论的运用又存在分寸难以把握，它在实践中，是否会成为一种保护落后甚至辩护腐败的理论避风港，确实值得忧虑。这是现实主义理论的一个实践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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