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罚，手段重于目的
谢晖
【关键词】无
【全文】
因为“非典”病毒的肆虐，人们得以再次领略和检验我们这个庞大民族的一些劣根性：曾几何时，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纷纷效法岭南人“生猛的”吃法，于是乎，天上珍禽、地上野兽，恨不得个个尝遍，一吃而光。街头巷尾，垃圾遍地，公园广场，痰迹斑斑。于是乎，各地借鉴海外经验，不约而同地想起了重罚公民的此类不文明行为。而新闻媒体，不失时机地抓住这难得的新闻机会，竞相报道。这本来是令人拍手叫好的事。然而，不无遗憾的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新闻媒体，在报道完一些地方的举措后，总要画蛇添足地来上这么一句：“当然，惩罚不是目的……”，言外之意，惩罚仅仅是手段，无关轻重。
我不知道这是新闻媒体自己的断语，还是其替报道单位传达着某种声音，作为一介普通公民，总觉得这种结论给人那种家长打孩子的架势：手掌高高举起，却轻轻落下！这种“慈父心理”的意图也许是要说明：惩罚只是不得已的一种手段和举措，惩罚的目的还是要求每个公民能自觉地遵守、运用法律，并最终实现我们追求的更高目的——文明。
然而，我们所面对的却是一个文明行为早已不再，人们为竟名逐利不择手段的时代。至于一团小小的口中秽物，吐了就吐了，还值得什么大惊小怪、动刀动枪的？那不是“窃国者侯，窃钩者株了”吗？于是，廉耻之心就这样被这种小巫见大巫之类的比较“优势”中渐渐化解，文明的崇高目的还是游离于主体行动之外。一阵风过后，人们的文明素质仍原地踏步。
其实，我们这个民族向来不缺乏崇高的目的，十六年前，当我在撰写《理想的悲哀》时，就体识到，我们今天的崇高理想追求，在“天下大同”、“道法自然”、“均贫富、等贵贱”、“无人不均平、无人不饱暖”等等口号中早已隐然可现，然而，直到如今，它仍然是我们所奋力追求的目的。这不禁使我想起了那句充满诗性思考的结论：人，永远行进在路上。因此，过程性的手段比终极性的目的显得更实在有效，更合乎目的。
惩罚作为法律理性的表现之一，它和法律一样，是人类文明的制度结晶。法律自来就被人们从形式、手段视角所理解，因此，康德称其为和“纯粹理性”相对的“实践理性”；马克思称其为和“经济基础”相对的“上层建筑”；韦伯称其为和“实质合理性”相对的“形式合理性”；罗尔斯称其为和“实质正义”相对的“形式正义”……不过，在这些西方人眼里，从来不忽视作为形式、手段的法律，反之，在其实践中，对作为制度的法律的关注，胜过对其他一切目的的形而上思辨。因为法律是一个社会特定时期的文明结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