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罚与信罚
谢晖
【关键词】无
【全文】
在人类文明进化中，惩罚与其它所有法律调整方式一起，是构成制度文明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不但如此，由于它自身处在形式合理的位阶，因此，对于其他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成长而言，起着明显的保障和救济作用。这样，对惩罚的关注，就不止是站在惩罚这种文明的立场上说话，而且同时也是站在整个人类文明的立场上说话。
然而，惩罚既然是法律的一种理性选择，它的基本要求就是“信罚”。谈到“信罚”，我禁不住想起了商鞅“南门徙木”的故事：商鞅为了使其改革主张和举措取信于民，在南门置一巨大圆木，并悬赏谁将其背到另一指定位置，必有重奖。尽管人们面面相觑，还是没人去徙木。见此情形，他提高了奖赏数额，重赏之下，勇夫出现，按商鞅要求，完成任务。于是，商鞅按照承诺，当场兑奖。从此开始了他彪炳史册的伟大变法。
俗话说，言必信，行必果。惩罚作为国家法律的规定，既是公民和国家之间的信约，也是国家对社会的承诺，一旦违反法律的行为出现，必然根据法律的规定做出惩罚。面对种种违法行为，如果国家执法机关听之任之，则既使法律秩序被糟踏，也使政府失信于民。
目下，我国各级政府都在口号上突出诚信价值，如“打造诚信浙江”、“诚信山东计划”等等，但政府将诚信建设的重点放在以政府的名义教育、说服并安排企业、公民们如何诚信上，却很少见到如何建设“诚信政府”的举措。恕我直言，当下中国最大的信誉危机，乃是因为政府对法律的麻木、甚至充耳不闻所导致的法律失信和政府失信。就以此次非典“事件”为例，一些官员之所以“落马”的原因，恰恰在于他们在遇到此类紧急事件时，不知道首先如何运用现有法律而应急，或者甚至它们根本就不知道还有这么个法律的存在，反而为了突出“政绩”，为了使自己管辖的地盘不出事或少出事，竟动员学生离校，工人（我不喜欢、甚至非常反感用“农民工”、“民工”之类的歧视性词汇，所以把城里做工者统称工人）返乡，作为执法者（任何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都是执法者，除了执法，他们再没有其他公务），对法律的这种无知或者漠视，如何能够唤起国民对法律的敬意？苏轼曾云：“厉法禁自大臣始，小臣不犯矣”；古人还讲：“法之不行，自上犯之”。这两句话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一个道理，当政府不尊重法律时，不仅法律是无效的，而且以执法为使命的政府也是失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