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盗千钱，妻所匿三百，可（何）以论妻？妻智（知）夫盗而匿之，当以三百论为盗；不智（知），为收。”
“甲告乙盗牛若贼伤人，今乙不盗牛、不伤人，问甲可（何）论？端为，为诬人；不端，为告不实。”
在这里，不难发现两千年前的解释者们是如何样将自身对法律的理解融入到“律意”和相关的事实中去的。从而因此种交融形成了在法律调整下的秩序。而这种情形，即使到了当今迈向民主的时代，我们仍然在践行着！
在清末，魏息圆就曾编辑了一本《不用刑审判书》 ，公开地宣传在审判过程中可以将法律（刑）置之度外。虽然他在书中强调了推理在判案中的作用，但其更多地仍然是坚守道德在判案中的至上作用。因此，古代的判官们往往“事完令原被跪齐，将本案是非利害及定断情由晓喻一番，以免翻控，以儆将来，或推广论，指点劝诫。” 在此也不难进一步得出如下结论——所谓“情理交融”，每每就是法律解释者、两造等和法律间的“视域交融”。
为了此“视域交融”，判官们甚至每每不是在当下的法律中，而是在某种典型的历史传统或历史事件中寻求判决的根据。这样，法律解释就不仅沟通着当下的理解，而且进一步沟通着古今的“和谐”。清代陆以湉在其《冷庐杂识》中，记述了袁枚和汪辉祖所断的两起案件，并以之说明听讼者应当有博古通今的本事。所谓博古通今，事实上仍然是要通过在判案过程中的法律解释，在古今资料中寻找被两造所能接受的例证作为判决根据，在说理上真正做到案件的判决能明情讲理，在效果上做到使民服膺，使治开明。以便上下沟通、“视域交融”、平息纠纷、构造秩序。兹录如下，以作本章结：
“袁随园宰江宁，城中韩姓女，为风吹至铜井村，离城九十里。村氓次日送女还价。女已嫁东城李秀才子，李疑风吹人九十里之理，必有奸约，控官退婚。袁晓之曰：‘古有风吹女子之六千里者，汝知之乎？’李不信。取元郝文忠公《陵川集》示之，曰：‘郝公一代忠臣，岂肯作诓语者，笫当年风吹吴门女，竞嫁宰相。恐汝子无福耳。’李读诗，大喜。两家婚配如初。是知听讼者当博古也。
汪龙庄大令，官湖南时，宜章县寡妇郑宋氏无子，欲继亲侄郑观。族人谓观无兄弟，且父死，不宜后他人。宋诉县及州。越四年，诉本道，发汪关讯。汪曰：‘观宜嗣宋无疑。孀妇立继，听其自择；昭穆相当，独子勿禁。传曰：‘已孤不为人后’，谓不受命于所生父也。今例得出继，天子命之矣，又何讯焉！‘因止宜章，不传两造，援例祥结。是知听讼者当通今也。”
【注释】 季卫东著：《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122、123页。
《礼记·曲礼》。
《荀子·宥坐》。
皮文睿：《儒家法学：超越自然法》，李存俸译，载高道蕴等编：《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54页。
张潇扬：《邻里纠纷闹上法庭法官协调化解干戈》，载《齐鲁晚报》2004年3月30日，第10版。笔者注意到，在最近刚刚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法》的实施过程中，新闻媒体津津乐道的是交通警察如何感化违法行人行车，而不是依法严格制裁之（具体可见中央电视台2004年5月1日相关“新闻”），从而法律规定在某种动听的“教化”中被稀释！
费孝通著：《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3页。
费孝通著：《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40页。
幔亭曾孙著：《名公书判清明集》（上、下），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48、160？？页。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三，《直前奏札》。
佚名著：《新纂四六合律判语》。载郭成伟等整理：《明清公牍秘本五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9页。
幔亭曾孙著：《名公书判清明集》（上），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96页。
《陆稼书判牍·兄弟争产之妙判》。参见韩秀桃著：《司法独立与近代中国》，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0页。
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0—71页。
笔者认为：案件之判决有两种情形，其一是“平息矛盾”模式，即不论当事人间有何巨大争议，只要设法能使两者放弃争执或者将其争执限缩到最小的范围之内，最终使其矛盾得以平息，并在此基础上解决两者之间“世世修好、永不争讼”的问题。这以中国古典的司法判决、特别是民事判决为典型代表；其二是“判断是非”模式，它不管两造之间因为此案的判决将来会发生什么，只针对当下的案件事实做出是非曲直（谁胜谁负）的决断，从而使模糊的权利义务关系通过判决得以明晰。这就是现代来自西方模式的法律文化给人类的贡献。（参见谢晖：《判断是非与评析矛盾》，载拙著：《象牙塔上放哨》，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16页以下）。
佚名著：《新纂四六合律判语》。载郭成伟等整理：《明清公牍秘本五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8—129页。
幔亭曾孙著：《名公书判清明集》（下），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83—385页。
柳宗元：《驳复仇议》，载高潮等主编：《中国历代法学文选》，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
李泽厚著：《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3—304、305页。
李泽厚著：《中国现代法律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320页。
颜厥安著：《法与实践理性》，（台北）允晨文化实业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227—228页。
班固著：《汉书·
刑法志》。
司马迁著：《史记·酷吏列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