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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曰：‘古之执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执法者不失有罪。末矣。’又曰：‘今之听狱者，求所以杀之；古之听狱者，求所以生之。’与其杀不辜，宁失有罪。今之狱吏，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功名，平者多后患。……”
也就是这种情形，导致在古代中国，虽然公开颁布的法律在形式上具有至高无上的效力，但在实践中，官吏们在公务行为中能够公然背法而行事。甚至得到最高统治者的允诺。在汉代，酷吏杜周和其客人有一段饶有兴味的著名对话：
“客有让周曰：‘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
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
这段对话，就典型地表明了官吏们对法律的另种态度。于是乎，法律解释和司法判决也就呈现出别样的特色——在法律之外发现新的“法律”，在这里，有些解释是为了让君主们接受，而有些解释则是为了让卷入纠纷、提起诉讼的两造所接受。在很大程度上，它具有息事宁人的特征。解释者运用之，不是首先寻求其“真理”，而是追问其是否“实用”，因为在一个熟人社会里，人际交往的基本特点是“抬头不见低头见”。法律解释就是要使处于熟人关系、或者受熟人关系模式所制导的两造之间的纠纷得以顺利解决，又尽量不伤两造间的和气。因为案件之谁胜谁负只是一时之事，而人们的和睦相处则是百世之情。
“牛大同乃钱居茂之婿，钱孝良乃钱居洪之子，居茂、居洪嘉定六年置立分书，异居析产，已三十年。淳佑二年，大同葬其母于居茂祥禽乡之山，孝良乃称大同伪作居茂遗嘱，强占山地，有词于县。县不直之，再词于府。今官合先论其事理之是非，次考其遗嘱之真伪。照得大同所藏之山，居茂之山也。居茂虽死，其妻汪氏、其子孝忠见存。大同若果是伪作遗嘱，强占山地，汪氏、孝忠诉之可也。今汪氏、孝忠俱无词，而孝良有何干涉，乃指为伪而诉之。此无他，小人无知，因其造坟，疑可为风水，始欲含糊阻挠，继于状词栽埋亲邻取赎之说，惟欲觊觎而攘之。殊不知同分之产，若卖于外人，则亲邻可以吝赎。今大同为居茂之婿，居茂既以遗嘱与之，而汪氏、孝忠俱不以为非，孝良其何词乎？况将遗嘱辨验，委是居茂生前摽拨，与女舍娘充嫁资，其词鄙俚恳切，虽未为当理，却是居茂亲笔书押，与嘉定年间分书比对，出于一手，真正自无可疑。又况居茂、居洪今同分书内该载，极是分晓，居茂得山而不得田，居洪得田而不得山，孝良虽欲觊觎，无一而可。欲连契案贴现，令牛大同凭遗嘱管业，庶几是非别白，予夺分明，乡村小人，各安其分，不致嚣讼，重伤亲谊。”
此案之判决，判官吴恕其将理、情和法巧妙地结合起来，既能充分说理，也能尊重法意，还能照顾人情，当然，其所追求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判决实现某种长久的安排：“乡村小人，各安其分，不致嚣讼，重伤亲谊。”这种判决结果对两造而言，显然是可接受的，而对乡亲邻里来说，能够通过这种判决维持更为长久且和睦的交往秩序。
当然，通过前述杜周和客人的对话，我们还能体味到另种可能：所谓引情理而入法律，也会导致一些判官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情形出现。特别是通过判例的解释活动，对其后的类似判决如果具有参照作用时，就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形。对此，史家班固曾深刻描述道：
“及至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于是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罔浸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
唐代名臣魏征曾上书给唐太宗，申明了和上述班固所描述的情形相类似的问题：
“臣闻书曰：‘明德慎罚’，‘惟刑恤哉！’礼云：‘惟上易事，为下易知，则刑不烦矣。上人疑则百姓惑，下难知则君长劳矣。’夫上易事，则下易知，君长不劳，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无二心，上播忠厚之诚，下竭股肱之力，然后太平之基不坠，‘康哉’之脉斯起。当今道被华戎，功高宇宙，无思不服，无远不臻。然言尚于简问，志在与明察，刑赏之用，有所未尽。夫刑赏之本，在乎劝善而惩恶，帝王之所以与天下为划一，不以贵贱亲疏而轻重者也。今之刑赏，未必尽然。或屈伸在乎好恶，或轻重由乎喜怒。遇喜则矜其情于法中，逢怒则求其罪于事外，所好则钻皮出其毛羽，所恶则洗垢求其斑痕。瘢痕可求，则刑斯滥矣；毛羽可出，则赏因缪矣。刑滥，则小人道长，赏缪，则君子道消。小人之恶不惩，君子之善不劝，而望治安刑措，非所闻也。”
这进一步表明了，在古典中国，把情理因素引入法律解释和司法判决中时也经常会出现问题，即使在古人那里，业已认识到了这一问题极其严重性。诚然，把情理因素引入法律解释和司法判决之中时，完全可能收到让身处熟人关系中的两造接受判决的效果，并且也可能收到在较长时间内，两造能够因前车之鉴、教化之功而和睦相处的实际效果。但是，其负面作用在于：任何情理，和国家正式法律相比较，只是一种非规范性的存在，因此，它的运用，就很可能给判官们提供一种随意解释、出入人罪的工具或手段。班固以汉代的事实所进行的总结和反思，魏征以隋唐的经历所做的劝戒与警告，已经清楚地表明情理之运用不当、或者恶意地运用情理，可能产生的诸多消极影响。它不仅影响法律秩序，还会在更大规模和更深层次上丧失基本的人间情理。
本来，法律制定的目的，就在于给人们一个确定的交往行为的指南，在中国古代法律中，它不仅倡导、鼓励或禁止人们的日常行为 ，而且对于交由国家处理、特别是国民（臣民）请求国家公权机构处理的行为，也是一种必要的规制措施。它一般意味着：公权机构无论如何通过情理变通法律，都应当遵循法律的基本原则和规定，否则，只能收到比没有法律还要糟糕的实际后果。当中国古代的判官们在审理案件中，过度依赖于情理而忘却了法律时，这种“实用理性”，就是过度滥情的实用主义，它只能导致奸吏们因缘为市、上下其手、出入人罪，而普通民众则状告无门、无辜被刑、忍气吞声。所以，不对法律解释中的情理因素加以必须的节制，就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秩序的礼崩乐坏、土崩瓦解。当代中国因循古意所导致的因情理而坏法律的种种怪现象，难道不可谓其注脚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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