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沁以为，“人群公益”一语，实道德学上最要之义也。虽然，前此称道之者，其界说往往不明。夫人群者，无形之一体也。而其所赖以成立者，实自群内各各特别之个人，团聚而结构之。然则所谓人群之利益，舍群内各个人之利益，更无所存。于是边氏乃创为公益私益是一非二之说。
　　将欲显真，必先破妄。边沁乃于其《道德及立法之原理》书中，取旧道德之两说而料拣之。其一曰窒欲说，其二曰感情说。
　　边沁以为，窒欲说之目的，往往使人去乐而就苦，其于乐利主义相背驰。奉此说者有两种人，一为道学家，一为宗教家。道学家之窒欲，生于希望，将以此钓名誉也；宗教家之窒欲，生于畏惧，将以此避冥罚也。夫道学家亦何尝能弃乐利，其所谓名誉，即乐利结果之大者也，特避其名而不居耳。至于宗教家，则因野蛮时代之人类，其智识狭陋，其人格卑屈，其胸中常为畏惧之感情所刺激，因利用之以张其军，浸假而使人专投身于苦境，以为美谈，是所谓拂人之性，虽名之曰人道之蟊贼，殆无不可。
　　按边氏此说，不无太过。窒欲主义者，其目的必非使人去乐而就苦也。盖人类有高等性，Spiritual Life与寻常动物不同。故于普通快乐之外，常有所谓特别高尚之快乐者。此二者或不可得兼，则毋宁舍其普通者，以求其高尚者。庄子曰：“民食刍豢，麋鹿食荐，卿蛆甘带，鸱鸦嗜鼠，四者孰知正味?”盖人之智度不同，则其所觉为苦乐者，亦自不同。故夫婆罗门之苦行，为涅槃之乐也；佛教之苦行，为净土之乐也；耶教之苦行，为天国之乐也，彼且视此土为五浊恶世。寻常人所耽肉体之乐，彼以为天下之至苦莫过是也。夫人见豚犬之食秽也，辄欲作呕，庸讵知所谓至人者，不有见吾人声色货利之快乐，而欲作呕者乎(婆耶两教之苦行，尚有如边氏所谓出于畏惧心，若佛说则纯是求高尚之乐而已)?其望望然去之，自固其所然则边氏之说不足以为难明已。虽然，厌世主义行，则人道必破坏。观于印度，其前车矣，边氏殆亦有为而发之言也。
　　所谓感情说者，谓以己之好恶为是非者也。边沁以为，持此说者，其权衡事物也，不以人群之实际为尺度，而以一己之感情为尺度，其中复分数派：(甲)良知派(Moral Sense)。谓吾人之本性，能告我以某事为善、某事为恶也；(乙)常识派。谓以人类之习惯，而知其为善为恶者也；(丙)正理派(Rule of Light)，谓有万古不易之理，以明示邪正者也；(丁)性法派(Law of Nature)，谓万物有自然之律，能别其善恶邪正者也。而考此等种种之异说，其立论根据地，一皆归本于自己之感情。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同主张正理，同论一事，而或谓之善，或谓之恶，言人人殊。推诸良知、常识、性法等派，莫不皆然，斯皆不遵名学之公例，未定界说，而遽下论断者也。若是乎论者之所谓善恶，果皆空漠而无朕，淆杂而无准也。
　　边沁既取群说廓清而辞辟之，断定以苦乐为善恶之标准，因进论夫有立法之责任者，不可不以保护人类之乐利而捍御其苦害为目的。虽然，苦乐也者，至不齐而常相倚者也，故欲定善恶之标准，不可不先明苦乐之价值。边氏乃创为苦乐计量之法，谓苦乐之量有大小，取大乐去小乐者，谓之善，取小乐去大乐者谓之恶。其计量之法：（1）较苦乐之强弱；（2）较苦乐之长短；（3）较苦乐之确否；(4)较苦乐之远近，此四者皆直接就其苦乐之本体可表见者也；(5)较苦乐之增减，谓缘甲乐而生乙乐，缘甲苦而生乙苦者也；(6)较苦乐之纯驳，谓缘甲乐而生乙苦，缘甲苦而生乙乐者也，此皆就一人所感受而计之者也；(7)较苦乐之广狭，即以感受苦乐人数之多寡，为其价值之差率者也。夫两乐相权，则取其重；两苦相权，则取其轻，此人类之公性情也。而寻常寡识之流，往往认小为大，遂至为小利害所诖误，而人治日以不进。故卜量之法，不可以不审；即常取苦乐二者之量，比较相消。其乐余于苦者，则名为善；其苦余于乐者，则名为恶，然后一切行谊之真价值乃出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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