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上级机关”的退位，是从“政府替代市场”到“企业、市场相互替代”的回归。
经济学家们在研究市场，研究企业的过程中发现企业，实质上是市场的替代品，而且市场与企业又有相互替代作用。在假定为充分竞争，或竞争成本是具外生性一个常数（即设交易成本=a）的情况下，市场、企业的替代的均衡点应为企业收益的最大值。在这个点上，企业边际收益为零，市场进一步替代企业，或企业进一步替代市场都会导致边际收益的减少（变为负值）企业不能实现收益的最大化。然而在旧的
合同法体系中，企业成为政府机关的附属物，是上级机关的下属单位。从全局上讲，企业是服从于全国计划体制的工作单位，这种情况下，企业和市场的替代实质上变质为政府对市场的替代。（某日本著名经济学家经过调查研究后甚至认为中国不存在企业，只存在生产单位），企业是否订立合同，怎样订立合同，不再是企业作为经济人权利选择的结果，而是政府机关意志选择的结果。由于政府作用本身存在缺陷，这缺陷包括制度缺陷和政府本身能力有限的缺陷。前者使企业间的合同交易可能成为政府机关或其官员设租、寻租的场所，而后者使合同可能本身也不能达到政府意志预期的效果。新的
合同法对代表政府机关意志的所谓“上级机关”给予了清理。以下几方面可以看出立法者在这一过程中的坚定决心：1、合同履行原则，从所谓社会主义的实际履行原则到违约赔偿、违约金支付制度的变迁。旧
合同法崇尚的是严格的实际履行主义，即合同订立后，不论任何原因均以实际履行为最高价值。这种所谓局部服从整体，小利益服从大利益的价值评判标准，无疑是计划体制的产物。新的
合同法不再一味强调实际履行，而辅之以违约金的支付和损失赔偿。这就赋予了企业考虑在履约完成交易的过程中，是交易成本（在此为履约成本）更大，还是不交易成本（不履约成本）更大的问题，从而通过比较，作出投入-产出，效益极大化的选择。2、象征着国家干预，通过“上级机关”予以表现的政府意志逐步被企业自身的逐利行为所替代。这里，表现最为直接的是合同的计划性、行政性已逐步消失。而上面已述及计划合同体现的正是政府替代市场。计划、行政性合同在新
合同法中的逐步消失，意味着企业主将根据自身利益（经济效益）考虑企业和市场相互替代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