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新的交易规则要得到推广,由于信息问题需要经过漫长的时间,而通过制定法律可以加快交易规则的推广；三是在进一步交易中人们发现,他们很难对未来的一切因素进行描述(基于人们的有限理性),同时也不可能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所有可能的风险约定清楚(或成本太高)。这就是制度经济学中关于合同不完全的理论,即由于合同的不完全,就需要通过法律来填补合同的空白。以上三点原因可以作为
合同法产生的主要原因，同时,这也充分说明了
合同法的产生是对交易成本的进一步的节约。而这种对交易成本的节约是因为它本身来源实际市场交易过程，是一种内生的制度。
研究中国经济合同制度的变迁,我们发现其正沿着从外生的制度转变为内生的制度的轨迹前进。在和旧的
经济合同法的比较中，新
合同法对交易成本的节约是显而易见的。研究中国数次对合同法律制度的制定和修改,我们可以发现,其变迁的轨迹最大的特点是
合同法正逐步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公法”变化为一种来源于实际市场交易的“私法”。公法体现的是国家的干预，中国的
合同法体系长期以涉外
合同法、
经济合同法、
技术合同法三足鼎立。各自对相关领域予以约束。但就其精神均打下了计划经济时期的印痕，即国家对当事人间的合同交易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旧合同中直接规定了所谓的指令性合同，同时还规定行政命令可改变合同内容,明确规定
合同法的原则是实际履行原则(既在任何情况下,合同都以实际履行为原则)。对当事人交易的主体、原则效力、方式等各个方面的各个环节都给予了强制性规定。这样迫使当事人无法按照自己意图进行交易。这些都说明过去的
合同法是“制定”的法律，是外生的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