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四年多的实践，《
证券法》当年遇到的问题显现出了重复性，即四年前讨论的问题，四年后的今天依然存在，依然需要继续讨论，如《
证券法》适用范围“宽”与“窄”的问题。如果仔细分析，有些问题是问题，有些问题则不是问题，而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属于认识论和观念方面的事情。为什么说有些问题是认识论和观念方面的事情呢?例如，美国1933年的《
证券法》就把几乎所有能包括的证券都包括进去，给证券下了一个法律定义，这种做法可以视为“证券”在语义学与证券市场的高度吻合。它表明了两种背景：一是美国法律在普通法判例技术层面，需要将法律概念严格定义，并且由判例具体解释，具有司法上的操作性。二是由于当时处于1929年经济危机后的恢复期，对证券采取严格定义的做法能够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正是这后者——大多数人的认识一致才能取得这一立法上的成果。
反观我国，1998年《
证券法》的颁布刚好也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过后不久，防范金融危机成为当时的主流认识，在立法上采取将除股票和公司债券之外的其他证券排除在《
证券法》的调整范围之外，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其他证券不等于不能流通。即便在市场上流通的国债，由于没有《国债法》调整，应该属于法律调整不完全的证券，如果出现问题和纠纷，就难以依法解决。现在法院处理这类证券纠纷还不能适用《
证券法》，又没有《国债法》和《投资基金法》，最后只能适用《
合同法》。由于《
合同法》属于普通类而并非专门证券类的法律，对于证券交易的特殊性规定得不够具体，使庭审举证的成本升高。如果《
证券法》的适用范围适当，对有关证券进行统一调整，就会像《
票据法》一样具体规定各种票据行为，使得庭审的举证成本大大降低。
1998年的《
证券法》对于调整范围采纳了“过渡期”的观点，除股票和公司债券两种证券外，没有将更多的证券种类列入其调整范围。其实，其他债券种类在我国早已存在，如政府专门行业债券、金融债券、投资基金券等，将来还可能有电力债券、石油债券、房地产抵押债券和高速公路、天然气、城市用电、自来水收费抵押债券等。这些证券都会在市场上流通，但它们都不是《
证券法》调整范围内的“证券”。
虽然《
证券法》的颁布已经有四年多了，但对于上述两种观点的讨论依然存在。这些讨论充分体现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一致，观点不统一，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各有各的道理，还没有出现压倒一切的权威学术观点。现在正值修订《
证券法》之际，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比这个问题本身还重要，因为这是解决问题的前提。
2.“统一型”的法律与“分散型”的法律
与前一个问题有关的另一个问题也直接影响《
证券法》的适用范围和调整对象，这就是采用什么类型的证券法律框架来调整各种证券活动。1998年前后我国的立法实践给人们的印象是，正在采用“统一型”的法律来调整证券：四年多的时间里只颁布了《
证券法》，没有颁布其他有关证券的法律。但是，在计划上也想采取分散立法的设计框架，平行调整各种证券。例如，用《
证券法》调整股票和公司债券，用《国债法》调整国债，用《投资基金法》调整投资基金券。然而，由于立法的滞后性，使得市场上出现了事实与理想的差距：《证券法》颁布后，市场上遗留了若干种证券无法可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