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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以后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国家基本上不介入社会经济生活，其调节机制基本上是一元化的市场调节。19世纪末出现生产社会化并形成垄断以后，市场机制由于自身固有缺陷已不能充分有效地调节经济，国家调节应运而生。它在市场调节基础上发挥配合、辅助有时甚至是主导性的调节作用。这就是调节机制的二元化。
因市场国际化而形成的国际市场，也需要有相应的调节机制。国际市场的基本调节机制仍然是市场调节，只不过它是一种国际性的市场调节。但是，一方面由于市场机制本身也存在着诸如市场障碍、市场的唯利性、市场盲目性与滞后性等固有缺陷[3](15—33)，单靠它难以实现充分和有效的调节；更为重要的是国际市场乃主要由各国的涉外市场共同构成，国际市场经济活动主体来自各国，他们分别受到各自国家的管理和调节。也就是说，国际市场仍然受到各国的国家调节。各国的国家调节措施和力度不同，妨碍国际市场上市场机制的统一调节作用，并直接阻碍着国际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例如各国设置的关税和各种非关税壁垒即如此。因此，国际市场迫切需要有新的调节机制，藉以协调或统一规制各国的国家调节，并弥补市场调节固有的不足。这种调节机制即为国际性调节，或称国际调节。这样一来，国际市场的调节机制便“三元化”了。
所谓国际调节(或称国际性调节)，指的是国际市场(国际社会经济)的一种调节机制或调节活动，它是由两个以上国家或区域性、全球性组织，通过协商或签订国际条约，或以国际性组织的决定等形式，对国际市场的经济结构和运行实行调节，以维护和促进国际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
国际调节同市场调节、各国的国家调节互相配合、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国际市场的经济调节机制体系。国际调节同市场调节不同，它不是社会经济自身固有的由价值规律自发作用的调节机制，而是从外部施加的作用和影响，并且是人们有意识有目的的自觉活动(不同于其他并非以直接影响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为目的的社会事件，更不同于各种自然现象对经济产生的影响)。至于同各国的国家调节比，他们在调节主体、作用范围和方式等方面区别十分明显。国际调节虽然也需要各国国家调节的配合，但前者往往是对后者的种种限制和约束；特别是当国际市场尚处于形成阶段时尤其如此。例如WTO的调节便主要是以各国的国家调节作为其调节对象(客体)，它是对各国国家调节的一种再调节。
国际调节的产生和发展是同市场国际化进程同步的。因为没有国际性市场，便没有国际性调节的必要；而没有相应的国际调节，国际市场便难以正常运行，甚至难以形成。市场国际化作为一种趋势和过程是逐步形成和发展的。如果说中世纪末航海技术和航海事业的发达及随后发生的一系列殖民战争，可视为市场国际化的前奏，那么，19与20世纪之交，轮船、火车、航空及电话、电报业的兴起，以及后来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则正式拉开了市场国际化的序幕。至20世纪末，由于电子信息时代的到来，加之两大阵营对垒的冷战局面结束，各国政府的管制措施相应放松或取消，为国际经济联系创造了适宜的国际环境，市场国际化和全球化进入了一个迅速、全面和深刻的发展阶段。
同市场国际化的发展相适应，国际调节的形成和发展也呈现着阶段性。在国际性市场萌芽阶段，市场的规模和运行主要由相关各国奉行的外贸政策的自由和开放性程度决定，各相关国家偶尔也会进行政府间的协商和协调。19世纪以后，首先在欧洲，由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跨国境经济贸易活动逐渐发达，各国间进行的双边或多边协商增多。后来一些具有全球性的公约和国际性组织也逐渐出现。其中重要的事件例如：1804年欧洲成立了莱茵河管理委员会；1865年成立国际电报联盟；1874年成立邮政总联盟；1883年成立国际保护工业产权联盟(《巴黎公约》)；1886年成立国际保护文学艺术作品联盟(《伯尔尼公约》)。1893年上述后两个联盟建立国际知识产权联合局，设联合秘书处(注：1967年上述巴黎联盟与伯尔尼联盟成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组成部分。1974年成为联合国的专门机构。)。1899年成立海牙常设仲裁法院。以上这些国际组织虽然主要是政治性或行政性的(因而被人们称为“国际行政联盟”)[4](20—21)，但同经济也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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