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式执法，可以休矣！
谢晖
【关键词】无
【全文】
如果说以“运动治国”（借用贺卫方之说，见氏著《人治、法治、运动治》，载《法制日报》，1999年12月26日）因“文革”的结束已经寿终正寝的话，那么，“运动治国”的思维模式却并未因一场政治运动的结束而自然终止。即使提出“依法治国”的口号已经有年，也不减人们熟练地运用运动思维于“法治”活动中的劲头。其中典型表现，就是人们见怪不怪的运动式执法——过一段时间，突如其来地进行一场“严打”，于是乎，相关的口号铺天盖地，相关的行动也轰轰烈烈。看来，“运动”一词在政治活动中似乎不太受人欢迎，然而，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运动”却像是“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的臭豆腐。
毫无疑问，通过运动式的执法，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收到肃整社会流弊、震慑刑事犯罪、恢复社会秩序的作用。然而，运动式执法自始是以法治精神的流失为代价的。它所弥漫的是一种“宽猛相济”式的人治原则，而不是“一断于法”的法治原则。
我们知道，法律一旦制定，在其时效期间内，就是一种经常性的、主体交往行动的最权威的规则依据。所以，执法活动，贵在经常。如果有了法律规范而不经常去执行，非要等到人们视法律为儿戏，从而违法现象堆积如山、甚至积重难返，才来一个严厉打击，这无异于纵虎为患，我们不能不说它是一种变相的引蛇出洞。其恶劣后果至少表现为三：
首先，助长了一些不法之徒的恶行，对良善公民也造成一种违法有益无害的不当引诱。运动式执法，表面看上去轰轰烈烈，实际上却给一切以违法为“职业”者，留下了明显可钻的空子，因为它具有一定的周期性。人们明白，只要躲过了“严打”期，一切便恢复正常，违法便可继续，执法者照旧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先前执法者信誓旦旦要动真格的念头也会烟消云散。即使那些并不存心以违法为“职业”的良善公民，在违法者的实际利得中也会眼红加盟。因为所谓良善公民，也是人，人们生来并无善恶之分。只是在制度限定的物质利益的取舍、得失面前，人们通过权衡轻重、称量输赢，或向善，或为恶。可见，运动式执法不但未使法律执行体现出经常性，反倒对违法活动提供了规律性的“启示”。
其次，泯灭了执法者的执法责任观念，甚至使执法者成为违法行为的“保护伞”。运动式执法对执法者本身的教示就是在平时可以怡然自得地下象棋、打扑克，到“战时”再加紧“执法”也不迟。更为严重的是，它使一些闲时无事的执法者与社会上那帮以违法为业的“混混”们往往沆瀣一气，为非作歹，甚至成为黑社会集团的头目！近年来我国所查办的重大刑事犯罪活动和经济犯罪活动（尤其是后者），每每有一些执法者做“后台老板”。所以民间才有“查出一个经济案，纠出官场一大串”、“犯罪了了，官场倒了”之说。应当说，这些都不是危言耸听。在很大程度上，它是我国目前“官场病”的现实写照。因为运动式执法只能导致这种结果。只要在“严打”期间，不要“顶风违纪”，即使执法者平时在法律面前再无所事事，不但无什么责任追加，反而官稳升，“权”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