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法则的功能特征，在于解决
宪法本身的合法性问题，并在价值来源和逻辑方法上完成对宪政的证成。其主要途径是把以人本和自由为核心的价值法则转换为政治法则和程序法则。现代的政治法则即人民主权，它解决政治动力和政治正当性问题。现代的程序法则即程序理性，它解决程序设置和程序正当性问题。政治法则和程序法则通过在公共领域里解决价值法则的有效性问题，构成宪法制度的主要内容。价值法则、政治法则和程序法则分别体现人本与自由、人民主权和程序正义，用中国传统的术语来表述，就是分别代表道统、政统和法统。这三个法则乃根本法之根本，是
宪法本身合法化的基本要素。它们既是
宪法的根本法地位的凭藉和最高法律效力的源泉，又是立宪、修宪、行宪的制约和指导，是
宪法之上的法。遵循这样的法则，便是古人所谓“法法”(注：如，“不法法则事毋常，法不法则令不行。”(《管子》))。法律之上若没有法，就像权力之上没有法那样，也是会走向专横和任意的。法律要确实居于权力之上，法律之上还必须有法。
价值法则与政治法则、程序法则的关系，是道统与政统、法统的关系。用儒学的话讲，是内圣与外王的关系。不宜混同于西方思想传统里自然法与实在法的二元模式。人民主权和程序理性在许多场境里都可能作为法律合法性、至上性的论据，例如，法律反映人民意志，经过正当程序，但是，归根到底，政治法则和程序法则是由价值法则推衍出来，并由价值法则决定和统摄。惟有价值法则才是根本法则的核心，决定和表现
宪法和宪政的真正本质，为宪政奠定最终的合法性基础。如果把握不了人本和自由这个核心，便会只有
宪法秩序，没有宪政秩序(注：弗里德里希谈到梭伦雅典
宪法时说，“他的‘
宪法’所寻求达到的各阶级之间的平衡，是为获得稳定的程序而实施的，尝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宪政秩序，安定、和平与秩序是一切政府的目标，并且，人们有很好的理由(当然，也已经有人提出这类理由)支持这样的论点，即传统的君主制而不是宪政制度，能够提供最大限度的安定、和平和秩序。”(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第17页))。宪政主义的实质，不是简单地要求合宪性，也不是简单地要求人民主权和程序理性，而是要求包括
宪法在内的一切制度和法律都具有终极意义上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这也是宪政文化与民主文化的区别所在(注：一般说来，民主主义强调一个制度如何选择决策者以及决策者在决策时必须遵循的程序。宪政有高于实在程序和法律之上的价值来作为衡量合法性的标准。一项法律，即便是由一个经自由选举和公开辩论而产生的立法机关按严格程序一致通过的，而且在通过后由一个执行机关按相关程序规则严格实施，倘若侵犯了人类尊严，也仍然不具有合法性。参见W.F.莫菲《
宪法、宪政与民主》第10—13页。)
现行
宪法的成功之处，在于它确认并规定了一些既反映时代要求和社会变迁，又行之久远、历久弥新的重要观念和原则。当初以1954年
宪法而不以1978年
宪法为修宪基础，说到底，是因为1954年
宪法要比1978年
宪法较好地反映了人民主权的要求，体现了现代
宪法的一般特征(注：例如，张友渔认为，以1954年
宪法为基础修宪，是因为“它的原则、方法都比较好。原则就是社会主义原则和民主原则。……如关于党对国家、对人民的领导，规定在《序言》中，而不象一九七五年
宪法那样，在《国家机构》一章中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也不象一九七八年
宪法那样，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规定‘公民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此，这次修改
宪法只能以一九五四年
宪法为基础”(《学习新
宪法》，第21—22页)。)。认识到这一点，要归功于当时的思想解放、实事求是，归功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历经劫难的领导人对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特别重视。
不过，现行
宪法在体现和表述根本法则方面还是有所不足的。尤其在使用严谨、精致的法律语言和技术制作高度概括性、原则性的抽象规范方面，还存在某些缺憾。抽象表达之优长，在于有比具象表达更强的对具象变化的包容能力和适应能力。1982年修宪时，有人问过“
宪法是根本法，为什么老是改?”可是，若保持
宪法的稳定，就意味着要长期保留和适用1978年
宪法的许多不恰当的规定(注：参见张友渔《学习新
宪法》第5—6页。)。现行
宪法也未能免却这样的尴尬。试举一例。现行
宪法颁布20年来有3次共17处修改，这些修改大多数是关于序言和总纲的。这个简单的事实，既表明我们对
宪法基本原则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也表明宪法规范的制作技术在表述共通性、一般性、根本性的抽象原则方面是有欠缺的，对
宪法之法的认识和表述水平在整体上还有待提高。
只有正确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明了
宪法之法，才能确定哪些是必须写进
宪法的，哪些是不能写进
宪法的；哪些是必须改的，哪些是不能改的，从而明确方向，分清纲目，既定元固本，又开拓创新。在改革和创新成为时尚的时候，应特别注意处理好定元固本与开拓创新的关系，用古人的话说，就是既要“观时俗”，又要“察国本”(注：“故圣人之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而功寡。”(《商君书·算地篇》))。从某种意义上讲，改革与其说是要改什么，不如说是要最终明确什么是不能改，而且还要加固的。此乃辩证的改革哲学(注：吾国优良传统乃至某些根本法则往往因一味图新而淡化乃至丢弃。张之洞提醒说：“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劝学篇》外篇)。1978年改革开放时被视为僵化、落后的事物，未尝不是前一时期改革的结果。这是值得深思的。
宪法改革尤须把握根本之道，不能轻言创新，以至伤元害本。1981年7月，彭真提出，
宪法是根本法，主要在纲不在目，不搞不必要的创新，不引起不必要的争论(参见许崇德《现行
宪法产生过程的特点》，《法学研究》2003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