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并强调发扬民主，加强法制，意味着中国
宪法在经历了1975年和1978年的曲折后开始从“革命
宪法”向“改革
宪法”转变。现在，我们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口，应高瞻远瞩，继续推进
宪法改革，逐步完成从“改革
宪法”向“宪政
宪法”的历史性转变。
作为根本法，
宪法乃世之经纬，国之重器，百法之首，法治之要，既不可僵化不变，也不可轻言变易。应当从实际出发，调整和改变“改革
宪法”的思维定式，对宪政的理论和制度洞幽究微，对各类修宪建议慎之又慎。这里提出几个相关的理论问题并做初步的探讨。
一、
宪法之上有没有法?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国家一切法律所由产生的“母法”。在此意义上，国家的一切法律须以
宪法为据，居于
宪法之下，不得与
宪法相违，
宪法之上不该再有任何法律。不过，这只是从实在法体系的意义上讲的。
宪法非凭空而来，也非永久不变。立法者能运用法定权力、通过法定程序来制定规则，也能同样合法地改变规则。显然，论证制宪、修宪的正当性、合法性，不能仅仅诉诸包括
宪法在内的国家法律本身。
宪法既不以任何一部现行法律为母体，也不以任何一个组织或个人为母体，那么，
宪法所由产生和变化的根据是什么呢?
通常认为，社会变化了，如经济体制和社会关系发生了变化，法律就要变化。其实，不是所有的社会变化都能够并且应当导致法律的变化。法律究竟应当怎样回应社会变化，又应当对什么样的社会变化置之不理甚至加以遏制，是值得认真思考的。古人说，法随世转时移，与时俱变；又说，法为万世不易之则，行之久远，不随时改变(注：如，“夫权衡规矩，一定而不易，不为秦、楚变节，不为胡、越改容，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刑(型)之，万世传之，而以无为为之。”(《淮南子·主术训》))。这两种看似矛盾的主张都含有关于立法根据的预设。问题在于，法律要与时俱进，这要因应的“时”是什么?法律要行之久远，这支配“久远”的要素又是什么呢?有人会说，社会变化是通过多数人的意志反映到立法，只要通过民主程序集中多数人的意见，制定和修改法律就有了权威的根据。可是，多数人拥护，并不能证明多数人意见必然是正确、明智的；多数人参与，并不能自动保证立法顺应时代，精邃隽永。如何保证多数人不犯错误呢?
因此，我们要认真研究法之为法、
宪法之为
宪法的根据。这个根据，便是古人所说的“道”。答案不应仅从关于法律效力的技术角度来获得(注：凯尔森把
宪法看作高级规范，但他的解释是“纯粹法学”式的：每个层级规范的效力来自较高层级的规范，所有规范的效力来自于一个基本规范，即
宪法；
宪法之有效，因为它是“最后的预定”；“只有依靠这一假定，被
宪法授予创造规范权力的那些人的宣告才是有拘束力的规范。”参见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第130—131、141—143页。)，还应更多地从关于价值原则的哲学角度来找寻。
宪法之为根本法，乃是因为它体现一种能够作为最高权威来源的根本法则。根本法则之有最高权威，乃是因为它体现基本价值。这种基本价值的核心，不仅是人本的，即一切为了人，为了一切人，而且是自由的，即维护人的尊严和福祉。这一基本价值也是普遍道德。根本法则是普遍道德的抽象形式，并因此成为普遍规范(注：这里的根本法则类似于哈贝马斯说的基于原则即“元规范”的道德，它是一种只承认普遍规范的系统。参见哈贝马斯《合法性危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12页。)。正是由于在如此深邃而宽泛的意义上体现人本和自由这一基本的道德价值，根本法则才获得广泛认同，普遍适用，且历久弥新，指引总是有时效的可变的实在法。作为一种旨在解决政治秩序问题的基本制度，
宪法是在人类不断认识和运用根本法则的过程中，历史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只是为了在人类政治生活中更好地体现和捍卫人本和自由，遏制和杜绝不平等、不公正和其他不合理的现象，尤其是防范对人的尊严和自由的肆意侵犯，才以
宪法的名义，建立对政治权力的规范化约束体系，并宣布人人皆享有若干不可侵犯、尤其是不可为政治权力所侵犯的权利。于是，
宪法被看作立国之基，政治之本，人道之要；共和、民主、平等和自由，被宣布为
宪法原则；与国家权力相对应的公民权利，被宣布为
宪法权利；基于
宪法的政治秩序，被称为宪政。
由是，可以说，蕴涵基本价值的根本法则，才是
宪法所由产生的逻辑根据，并奠定
宪法和宪政的道德根基(注：
宪法和宪政的核心目标是保护政治社会中具有尊严和价值的自我，这种自我优先的观念最终引发了自然权利观念，
宪法的功能因此也可以被阐释为规定和保护人权的。对宪政的探求，乃是“对个人自我的神圣性深刻体认的一种表现”。参见卡尔·J·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三联书店，1997年)第14—17页。宪政主义在把人类尊严确定为核心价值时，采取了一种道德客观主义或道德现实主义的形式。这种理论假设人类尊严的本质是客观存在的，可以发现的。参见W.F.莫菲《
宪法、宪政与民主》，《
宪法比较研究文集》(3)，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页。关于伦理是合法化的基础以及合法化与真理的关系，参见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第7章及第三部分前言。)。只有这样的法则，才能高于
宪法，并以根本不变之道赋予
宪法根本法特性，使
宪法享有最高权威。这样的法则涵蕴于人类生活的日常规则，与其说要靠我们来制造或发明，不如说要靠我们来发现或叙述(注：“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做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制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83页))。这样的法则如何论证和阐发，表现着特定国家和文化的理论能力和哲学风格。这样的法则如何识别和实施，取决于特定国家和文化的法律传统和制度安排。这样的法则叫什么，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修辞策略问题(注：在美国人看来，倘若一个法律是坏的，它必定不合
宪法。当从成文
宪法里找不到把坏法律解释成违宪的规定时，法律家们往往从古老的非成文的高级法传统里寻求支持。有两种不成文的高级法传统，一是自然法，它由古代斯多葛学派构建，在中世纪与神学结合，后来由启蒙时期的自然权利论者用世俗的、个人主义的话语重述；二是来自习俗和不受质疑的价值和惯例的基本法则，它们既不必永恒不变，也不必为理性命令，但被社会成员认可为基本不变的。在法律论证实践中，两者往往交互为用，主辅相替。人们可以说，某原则有拘束力，乃是因为它符合正当理性，亦为社会接受；又可倒过来讲，某原则既由惯例和传统确立，亦为理性证成。19世纪中叶前，美国的法律家们总是交替使用这两种修辞策略。)。我们可以称之为“客观法”、“自然法”、“最高法”、“天法”，也可以称之为“共识”、“基本原则”、“宪政观念”、“道统”、“天道”等(注：这样的法则是一种代表更高权威来源的正义，它在不同的法律传统里有不同的识别、论证、叙述和适用。在西方，“自然法”是一种广为人知的概念，但在英国、法国和美国，情形又很不相同。参见CharlesGroveHaines,TheRevivalofNaturalLawConcept.HarvardUniversityPress,1930,pp.43—45,52—65。一般说来，这样的法则被看作客观存在、永久不变、普遍适用且至高无上的，无论国王还是议会，都必须遵守。例如，在英国，“关于高级法观念的演进是与法律至上观念的出现同步的。从中世纪的思想者们关于法律应当至上并且高于国家本身的流行观点出发，英国的法官们发展出一种英国式的法律至上原理，这就是法律约束国王”。后来，柯克捍卫了这样一种原理：“存在某些关于公道和正义的高级原则，议会立法不得与之相违背”(同上，pp.32—33)。不过，自然法也不是近代立宪主义诉诸的惟一渊源。关于立宪主义对罗马法渊源的利用，参见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下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75—189页。中国的自然法、天法、仁法观念，参见夏勇《论和女士及其与德、赛先生之关系》，《公法》第1卷，第49—52页。)，但是，它的性质和地位却是我们应当牢牢把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