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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笔者看来，既然我们置身于民主的国度，自由的时代，并由法律保障这些民主与自由，那么，任何一个公民，都可自由秉持其政见，只要这种政见在法律上未被禁止，则是公民自由选择的领域，他人的干预非但于理不合，而且于法不容。至于以解剖社会、透析现实为职业的社会科学家，尤其法学家更不只是任何现实政治和法律的图解者，他们还要有政治见解，还要有并不强求一律，甚至无法强求一律的法律方案。应当说，这是一个国家达致民主、迈向法治之需。从此意义上讲，所谓“学术是非”，本是子虚乌有的，更不应当设立什么裁判学术“是非”的标准，因为这一“标准”自身还有赖于如何解说和判断。按照董文中对“一言堂”的激烈否定，相信他会同意鄙人的如上主张。假设其同意这些主张，那么他借以唬人的所谓“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之类的堂皇标牌理应撤去。法学学术的繁荣只能靠林立的不同学术主张来证明，而不能靠董文同样反感的任何“帽子”和“棍子”来确定。如果董和平不同意批评者对其师张光博文章的批评，他完全可以用同样写文章的方式，针对批评者的具体学术观点进行反批评，这才是我们应该大力提倡的公开的、平等的、合法的方式，而不是用背后谩骂的、攻击的方式，来发泄自己的一些不满，甚至私怨，这不是一个法学教授所应采取的态度和方式。如果政治“帽子”和“棍子”能证明法学学术繁荣的话，那么，把无数法学家打入“牛棚”甚至因此性命不保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法学鼎盛的象征了。然而，众所周知，实践的逻辑却对此做了无情的否定。
我承认，法学领域的任何学术批评，总免不了直接或间接地与一定的政治主张相关。但正如学术主张一样，在民主时代，不同的政治主张乃是学人们的自由，它并不必然妨害现实政治，相反，它还是现实政治进一步完善的必要养料。一个法学家如果不关心政治，没有一定的政治创见和主张就很难说是一名好的法学家，即使他名声再大、地位再高，也只是食人禄而不用命的低等谋士。当代中国政治所需要的恐怕不是这种只会一手捧起喇叭吹吹，一手举起大棒打打的谋士，相反，那些有深刻学术见解和民主政治主张，并敢于秉笔直书的学者，才是现实政治理应关心并应答者，才是民主政治永葆活力的学术源泉。从此意义上讲，法学家的学术批评必须秉持独立的政治主张和见解，唯此，法学家才能立命，法学学术批评才能有用。至于横立在法学门栏上的由个别学人自设的所谓衡量学术是非的“政治立场”，则不过是这些学人为学的自身目标罢了。可见，事实上存在两样的政治立场，一是惟我独尊的所谓“政治立场”，它与学术批评间从来是对立关系。此种政治立场，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文革”“横扫牛鬼蛇神”的历史中似乎不难查见。另一则是对不同政治主张的一视同仁，它与学术批评间本来是互融关系，也许其政治主张本来就是学术见解，反之亦然。折衷政治立场，乃民主政治之现实需要。学会必要妥协，乃法治建立之根基。从当代中国的法学家们肩负的历史使命看，法学批评当然需要坚持“政治立场”，但其所坚持看，当是抱守自由政治见解的那种，而非任何“先知”前定的惟我独尊的那种。“先知”们的前定，照例只是“先知”自己的政治立场，而非普适于法学批评的政治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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