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法律不足以慰藉心灵时-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基于学者著述当以别出心裁、不落俗套“为名贵”，立法则不问渊源所自，只要看“是否适合我们民族性”这一基本态度，吴氏认为采纳以瑞士民法典为最新立法例的“新民法”，恰恰就是在“发挥我们的民族性”。33但是，吴经熊未曾明言，因而不知他是否顾及，问题在于，“民法”是市民生活的百科全书，实际情形正如王泽鉴教授在纪念该法典颁行五十周年的讲座中慨言，法律文化的差异，必然影响继受法的适用，“移植的外国法需要在安定之政治社会中，经数十年之长期调整适应，始能落地生根”。34 因此，吴氏对于“新民法”所反映的事实与规则脱节的情形视而不见，可能并不完全是专业知识的囿限，因而见不及此，虽说民法是一门高度专业化的学术，即使习法之人若吴经熊，倘无专门研究，也是难置一喙。而更可能是早已了然，而曲为沟通，以为“中西联姻”的苦心孤诣呢！而前提则是，他对于这种种“脱节”，心里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再就吴氏心中的理想之法与现实之法的关系来看，不惟当日中国，普天之下任何一种类型的人世生活中，二者的脱节或者冲突均为常态，而构成法律世界中的一个永恒矛盾。通常的情形是，理想之法总是标立一个高悬的应然法制状态，正如实在之法道出的乃是此种应然法制状态落实于生活之后实际长成的模样。正是这一永恒矛盾，迫使实在法将理想之法的理想含咏于内，将理想之法所描述的应然推陈于外，而推动所谓法制的进步，助益公平正义的实现，促进现实人生的改善。但是，这所谓的“推动”、“助益”和“促进”，不仅需要长程努力的奋斗，同时并是一个为了高尚目的而不得不世俗的活动，琐碎、冗杂而难见高尚和激情的日常“业务”。而且，在遭逢剧烈社会－文化转型的当日中国，法律的理想与现实的差别委实太大，难免不叫人对于理想之应然的兴奋“变得黯淡”乃至“湮灭”。何况，这理想之“应然”的摹本本来可能就是吴氏自“教科书”中取材于具备成熟法制的教科书的诞生地，遂又牵扯到现实烛照之下东、西方“两个世界”的阴差阳错，已然作为应然的“西方”与不得不面对的呈现为实然的中国的恩恩怨怨。　　第三，就吴氏思想的“内在”来看，立论伊始，他已先自构建了一个和谐的法律理念世界，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极具超验色彩的思想王国。在这个王国里，对于法律的感知和关于法律的概念两相调和，有关法律的经验和理性相得益彰，对于利益的追求和正义的实现原本就是同一个过程，而自然法和实在法更可以简化为本源与流变、目的与手段的和谐关系。但是，最为吊诡的是，这一切内在的预设却源自一个更为内在也更为外在的预设。正是这一最为内在也最为外在的预设，使得吴氏的那个超验的法律理念王国，毋宁只是创作者本人的一个预期而已。而一旦外在的预设受到摇撼，则预期骤将陨灭。这里，不是预期主导预设，而是预设对预期予取予夺。吴经熊说“天人交感的宇宙观”是传统中国的法律哲学观念，在此观念下，“口口声声说是人法天，的的确确是却是天法人，至少也是人法法天的人！”35转用此意，又何尝不能说，不是世界固有的统一性和确定性，包括法律世界固有的统一性和确定性决定了人们对于这种统一性和确定性的认识和追求，而是这种认识和追求赋予世界以这种“固有的”品质，至少，拟制了这种追求以这种品质。　　那么，这一“更为内在也更为外在的预设”是什么呢？在前述那篇“霍姆斯大法官先生的法哲学”中，吴经熊曾经写过这样一句饶富哲理的话，“思想的最为内在的统一性却依赖于这一最为外在的假设”，这一最为外在的“假设”原来不是别的，乃是区别于物之具象（things-in-themselves）的“物自身”（thin-in-Itself），含蕴于万有之中的活生生的原理原则，一切经验的可能性，包括法律的活生生的原理原则和诸般的外在形式之所以由来的统一体。36——而这，吴经熊像一切形上学家一样，清楚地明白它是一种“最为外在的假设”，可要是没有这外在的预设，内在的圆融自洽却可能顷刻间土崩瓦解，世界不过是一团纷纭乱象。对于外在的统一性的假定越是坚定，内在的统一性也就越发真实。原来，意义不仅可能是固有的，同时，更是自己赋予的。吴氏经由“微观”的建构赋予“内在”以统一性，而“宏观”的“外在”总是时刻提醒自己的主人这所谓的统一性根本就不存在。他那濡染自“教科书”的法律和法学王国的内在的统一性，在教科书所以产生的现实王国里本属真理，至少是自然法意义上的真理，而一旦离开这一特定的现实王国，便立刻脆弱兮兮，随着“外在”统一性这一物之具象的形灭，“内在”统一性这一“物自身”随即神散。——晚年的吴经熊甫回台湾，就念念不忘教诲法科学子法律的“真善美”的统一性，布道式的宣谕展示了自另一王国俯瞰法律王国时的理性的从容，恰说明了这是形灭与神散之后的精神的不迫。而作为前提的事实依然是，法律王国里的那个预设形灭了，神散了。
　　以一则例子来看。吴氏早年曾著有“法律之多元论”一文，大意谓在法律发生论和本体论意义上，西洋有多元和一元两种观点。大凡主张“在法律宇宙中的一切现象，都可以归到一个本源，或以一个原则来说明一切法律宇宙中的现象，这就叫做法律之一元论。”37 在吴氏看来，自然法学派、分析法学派、历史法学派和法律的唯物史观，都是一元论的法律观。与此相对，他的“很好的朋友”霍姆斯、庞德和卡多佐，其法律哲学均主多元论，虽然他们对此并未明谕。如后所述，吴氏自青年而至晚年发表“正义之探讨”，一直主张公道或正义乃是法的本质、法的目的和法的功用。换句话说，也就是“法即公道”、“公道由法”和“公道即法”。由此观之，他似乎属于自己所指称的自然法的法律的一元论者。而由此处所引“斯丹木拉（施塔姆勒）之法律哲学及其批评者”一文结语处的这三个短语来看，这些乃分别属于“法之应用”目下萨维尼、施塔姆勒和耶林三人的分别主张。由此，他又似乎兼容法律的多元论思想。38 或者，他根本就无清晰的法律发生论和本体论思考，至少，并无表诸文字的思考。不过，从前述有关“物自身”与“物具象”的分梳来看，吴氏显然指认殊象本源、万流归宗的，而追求“至一”的存在和精神。“至一”是事物最为内在的本质，何尝又不是最为外在的预设？则多元还是一元，同样摆不脱一个内在理路与外在理路的纠结，而终至“剪不断，理还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