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分则第四章规定的“侵犯公民人身、民主权利罪”和第五章所规定的有关暴力、胁迫型及窃取、骗取型“侵犯财产罪”，要么事关社会的民主进程，影响面广，要么性质严重，危害较大，对国家与社会秩序的影响不容低估，单纯依靠被害人自身力量很难收集到诉讼所需的必要证据，司法实践中，上述案件发生后，被害人几乎都是向公安机关提出控告，很少直接向法院起诉。虽然是对被告人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才列为自诉案件，但也难以归入“轻微刑事案件”。为此，应适当缩小“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的范围。
■公诉对自诉干预的层次应当分明
由于现代社会里绝对的自诉案件实际上已不可能存在，公诉对自诉的干预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必不可少。
第一，对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应完善公诉机关的代为告诉机制。由于这类案件被称为纯粹的自诉案件，因而诉讼程序的启动，一般以被害人的告诉为前提，其自诉权所具有的“私权”性质更为明显，基本排除国家公权力在程序启动上的强行干预。然而，即便是这类纯粹的自诉案件，其自诉也不是绝对的，在被害人要求告诉的意愿不能实现时，国家的干预不仅完全正当，而且非常必要。正因为如此，我国刑法第九十八条规定“本法所称告诉才处理，是指被害人告诉才处理。如果被害人因受强制、威吓无法告诉的，人民检察院和被害人的近亲属也可以告诉。”但上述代为告诉的内容目前尚只是原则性地体现在
刑法中，未能在刑诉法中予以衔接并作出具体的可操作性规定。
第二，对于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应明确有关“替代自诉”的规定。这类自诉案件被称为选择型自诉案件。其“可选择性”表现在，一是国家在公诉和自诉的选择上有一定的余地，如果被害人已经提起自诉，国家权力便予以避让，但当被害人既未提起自诉也未提出控告时，只要国家追诉机关认为有干预的必要，就可以将其作为公诉案件进行追诉。二是被害人自身对以公诉或自诉的形式进行追究有其取舍的空间，即被害人可以选择直接向法院提起自诉，也可以向国家追诉机关提出控告而启动公诉追究的程序。这些内容在相关司法解释中虽有涉及，但刑诉法中却未有体现。
从性质上来说，这类自诉案件既涉及公民个体权益的保护，也关乎国家秩序的平稳，只因这类案件对国家秩序的影响相对不是很大，而赋予被害人以自诉权，使之归入自诉的范围。这种在自诉缺失的情况下发生的主动性国家追诉，称为替代自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