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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文化主义的过度激进却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造成了极端的对立，某种程度上也在各个学科内部造成了对立。在反“文化帝国主义”的政治姿态和反“纯”经验研究的认识论姿态下，以及所使用的排他主义式的行话中，激进的文化主义创造出一个唯我独尊的世界，没有能力（甚至没有愿望）与其它类型的理论进行建设性的交流。Geertz （1973，1978）的“地方性知识”和“深度描述”听起来象是在提倡一种深入的外国研究，但实际上它们最终却被赋予一种狭窄得多也特殊得多的含义，仅仅是要研究前现代时期本土社会的“概念结构”。这就几乎不可能与采取普遍主义路径的社会科学进行建设性的交流。
其后果就是在学科之间和学科内部造成分裂，这种分裂在许多方面都使我们联想起以前的现代化理论和将这种理论斥为“东方主义”的后现代理论之间的鸿沟。“理性选择”方法和现代化的范型一样，把西方当作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标准并将社会科学研究当作实证主义式的操练。激进的文化主义方法则斥责这些理论前见源自西方中心论和科学主义假定，并呼吁人文学科将目光转向本土意义之网。在这种两极化的世界里，很难同时从两者身上获得智识滋养。从双重文化角度出发的研究冒着被斥为不科学的危险，而从人类普遍关怀的意向出发，比如克服生存危机和提高医疗水准，则会担上一个现代主义者或“东方主义者”的嫌疑，也就是帝国主义者的嫌疑。
在这个绝对主义流行的两极化世界里，人数很少的理论家（和自命的理论家）占据了学术争论的中心舞台。而那些“只”从事实际研究的大部分学者则沦落为默默无闻的“沉默的大多数”，或者在相互对立的阵营之间被推来搡去。
甚至文化多元主义这种本来有价值的、反映当代美国社会构成的世界主义教育理想也被卷入到大学里科学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两极分化。在回应社会科学领域实证主义普适论的过程中，人文学科领域中文化多元主义越来越倾向文化相对主义。既然西方过去对其它文化的研究过多地受到了现代主义、“东方主义”或帝国主义视角的影响，我们现在对西方以外的文化的研究必须求助于“它们自己的说法”。但是在大学教育中，其涵义却演变成中国史课程大多由中国血统的学生选修、日本史课程大多由日本血统的学生选修、德国史课程则由德国血统的学生选修；美国文化多元主义的运作结果体现出来的并不是世界主义的“国际化”教育的初衷，而是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
在美国学术界中，“硬”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普适论与“软”人文科学的民族中心主义文化论之间的对立使外国区域研究领域几乎达不成什么共识。与此同时，外部资助的紧缩和不确定性正在使各个外国研究中心丧失它们迄今最重要的生命线。各大学的最高层甚至开始考虑中止对各个外国区域研究中心的资助。
文化双重性也许会对当今的危机起到某种作用。用学术化的话来说，它不同于各种“理性选择论”的方法，因为它并不主张现代西方所建构的理性是人类唯一的理性。它倡导要彻底地了解至少一种不同的文化，从而获得一种比较和批判的视角。同时，它也不同于文化相对主义，因为它的出发点不是割据式的民族中心主义和相对主义立场，而是双重文化在现代世界的庞大现实。在普通人的生活中，两种文化的共同在场并不会象帝国主义的政治史那样导致支配-从属的关系，而是会形成一种平等得多的结局未定、存在着各种创造性的可能的持续互动的关系。
在美国的大学教育中，文化双重性的价值在于它可以消除民族中心主义割据的局面。它承认我们的课堂上越来越多的学生是双重文化人这一事实，并强调这是有价值的。一种双重文化的教育不会象民族中心主义式的教育那样误用文化多元主义。相反，它会让学生在学习西方文化的同时也学习一种（或更多的）非西方文化。对于双重文化教育来说，不能用激进的文化主义引导学生排斥他们身处的西方文化；他们需要更深的融入西方文明；也要鼓励他们对自己的其它文化背景的自豪感并培育这种背景。最重要的是，文化双重性本身即是美国自由主义教育传统中值得追求的目标：正是文化双重性使人们能够超越自身的狭隘观念，并培养出比较和批判的视角；也正是因为文化双重性，才可能真正地作出跨文化、跨国界的选择。这样的双重文化教育不仅仅有益于人数越来越多的双重文化背景的学生，同样也有益于单一文化背景的学生。
这里对文化双重性的讨论，目的不是要以一种新的“主义”取代别的什么主义。这里所说的文化双重性，是指那些将两种文化和两种语言结合起来的个人和群体的具体现实。他们的经验告诉我们，两种文化和语言能够融洽地共存。其意义和经验教训针对的是一段特定的历史，不是另一种意识形态化的“主义”。
最后，我希望强调的是，文化双重性的历史表明，两种文化的共同在场不会象民族国家的历史以及西方中心的现代主义或后现代的相对主义建构那样，必然地导致帝国主义与民族国家主义或者支配与从属之间非此即彼的选择。相反，在人们日常生活经验层面上，文化交流会迅速地形成调和——没有侵犯和支配，也没有欺骗和压迫。在近现代中国，在美国的中国研究中，文化双重性和语言双重性以一种集中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两种文化是怎样共存、混合乃至融合成为某种新事物的。人们可以从中得到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和超国界视野的启示。
【注释】 1 精确的统计数据很难取得。1929年至1934年平均约每年约1000人，其间总共有3174名留欧学生和1089名留美学生（教育部统计司，1936： 284）。留日学生的人数则来自实藤惠秀的研究 (引于Huang, 1972: 37, 41)
2 1924年，分别有300000名和260000名学生在基督教会学校和天主教会学校注册就读（熊明安, 1983: 402）。江泽民1998年访美期间的偶一显露的英文也来自于他在教会学校所受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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