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互动中的支配-从属关系？
在这里，让我们来更细致地审视一下如下假定：西方文化和本土文化之间的互动最终只能导致一方对另一方的支配。这种假定有两个根源。一个源自各个国家的政治史视角：现代西方民族国家的扩张的确历史性地导致了对非西方社会的政治支配（即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另一个源自Clifford Geertz这类研究小型土著社会的人类学理论家的视角：西方和民族现代国家的入侵，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确历史性地导致了“前现代”社会及其文化的解体（至少是局部的解体）。
然而这些视角是否适用于中国文化呢？我们首先需要考虑的一个事实是，帝国主义对近现代中国的政治支配是局部的，而不是整体的。即使在毛泽东的建构中，西方的入侵也只是把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而不是殖民地。中国近现代时期的国家史不同于一个殖民地国家的历史。
更重要的是，需要分别考虑中国文化与作为政治性实体的中国国家。就晚清国家虚弱的海防以及它与现代西方军事力量的差距来谈支配-从属关系，是讲得通的，但是，在文化和思想领域也存在类似的关系吗？
国家和民主这类现代西方概念的确影响了中国文化，而且，随着帝制政权的瓦解，“传统的”中国思想体系，比如儒家思想，作为一种统治性的意识形态已经分崩离析，但是，这些因素会导致中国文化处于从属的地位乃至全然崩溃吗？
语言再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效的途径来考虑这个问题，因为它是一种文化体系中最具体的表现形式。我们清楚地知道，汉语和中文的生命力要比帝制政权及其儒家意识形态顽强得多。中国的儿童继续在这种语言环境中成长，中国的成年人继续本能地、习惯性地使用它，连同它全部的意义之网。现代汉语比起古典汉语的确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如果据此就大谈汉语对英语的“从属性”岂不是很荒谬？
事实上，在近现代时期，外国语言对汉语的影响是极其有限的。汉语的生命力部分是显示于它对音素外来词的抵抗力。譬如，“民主” 和 “科学”这两个词在“五四”时期曾经短暂地以音素外来词的形式出现，即“德谟克拉西”和“赛因思”。但很快它们就被汉语中既有的词汇和意义所取代（尽管是经由现代日语）。正如前文谈到的那样，新的术语和概念，即使是对外国术语和概念力求工整的翻译，都不可避免地会打上中国文化的印记，比如“自由”之于“freedom”。
谈到双重语言和双重文化背景的个人或社会的时候，我们应该很明确，有关支配和从属关系的概念仅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才是有用的。前文提到过，在英-汉双语者那里，两种语言的关系更像是一种叠加，一种物理意义上的混合，或者一种化学意义上的复合，而不是支配与从属的关系。汉语本身的内涵和思维方式并没有在英语这种当今世界最具“霸权”的语言面前失去自我。
可能会有读者反驳说，汉语在这方面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但是，我们可以再以日本为例。尽管它心甘情愿地接受外来的术语和概念，包括音素外来词，尽管二战后受到美国的占领，并接受一套外来的全新的政治体制，但毫无疑问的是，日本的语言-文化依然继续保持着独特性和完整性。甚至在印度和香港这样的殖民社会，英语不仅是殖民者的语言，也成为本土精英社会的正式语言，但本土的语言和文化并没有瓦解，依然保留了绝大部分本来的思维方式和内涵。印度的例子还进一步表明了英语这样的殖民者语言如何被转化为印度独特的民族性格和文化的媒介（Chatterjee，1993）。
实际来说，历史上的各种语言和文化体系并不是象政府和国家那样运作。它们不会随着海防的溃败和京城的陷落而瓦解。事实上，它们在一个民族日常的使用和生活经验中继续存活着并且不断地再生。只要父母们继续用本来的语言教养自己的孩子，只要一个社会中的成员继续用这种语言进行交流，它们就还有生命力。甚至当一门外来语言对本土文化的“渗透”达到了语言-文化双重性的程度，也不会导致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或者某种支配关系，而是结局未定，充满各种创造性的可能。
当今美国的“外国区域研究”面临的危机
上述关于文化双重性和双重文化影响的观点可能可以提供一条途经，构成概念，帮助美国的中国研究摆脱过去的重负。这些负担，包括西方中心式的现代主义及其派生的“国家安全”考虑，也包括后现代主义及其对西方近期历史的虚无主义式的拒斥。它甚至可能帮助我们从当今困扰着美国的中国研究的危机中找到一条合理的出路。
战后美国的中国研究最初是产生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政府通过《
国防教育法案》的投资以及民间通过福特基金的资助来支持对外国的区域研究，主要是出于冷战和“了解自己的敌人”的动机，学术上的成果则是副产品，并非本来的目的。时至今日，进入了后共产主义和后冷战的世界，这种以往的驱动力已经失去了其最初的紧迫性。
同时，学术理论中的新时尚也威胁到了外国区域研究。在社会科学领域，各门学科在模仿自然科学的过程中，不停地“硬化”，“理性选择”理论大行其道。随着社会科学各学科普遍强调“假设-驱动”和“假设-验证”的研究模式，对问题的研究逐渐变成一种从理论化的假设出发的公式推演。现代西方的各种“理性”建构（例如“经济行为理性”）在世界范围内成为学术研究的普遍指导原则。有关不同社会文化特征的定性知识甚少受到尊重。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系科越来越不愿意雇用区域专家，认为他们缺乏学术方法和理论功底；不会再象过去那样培养中国经济学、中国社会学和中国政治学方面的学者。
主要活跃于人文系科和史学领域的后现代主义者的“文化研究”，本可以对这种科学主义和形式主义倾向起到一种有益的纠正作用。这也的确是Geertz等人本来的意图——他强调我们要重视文化的相对性，以及科学研究的客观外表下的文化建构性。这种批评本来可以以“地方性知识”的名义为区域学术研究提供强大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