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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留学生外，还有一个群体可称为“太平洋周边地区的孩子”。这是美国与台湾、香港（某种程度上还包括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以及后来与中国本身的商务和其它联系扩展的结果。这些年轻人当中有许多人在成长过程中在太平洋不同的两岸居住的时间几乎相等。他们同时受到中文武侠小说和英语警匪电视剧的潜移默化，他们先出现于大学关于中国的课程中，有的继而进入有关中国研究的研究院课程。相信不久的将来，他们之中会有相当数量的人在美国从事中国研究。当然，这批人也只是正在不断扩大的双语者社会-文化群体中极小的一部分。
最后，还有一个主要由第三代或第四代移民组成的华裔群体加入到中国研究的领域 ，以及它所要求的进一步的语言学习。他们是近年来从本科教育中“文化多元主义课程（multiculturalism）”（以下还要论及这一点）的影响中冒出来的研究生。
这些华裔美国人当然也是广大“华侨”4移民浪潮的一部分。这个浪潮始于十九世纪，当时恰逢导致十九世纪中期民众运动（太平天国）的人口压力和国家动荡。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估计有3000万华裔（人种意义上的）生活在海外，香港、澳门和台湾不包括在内。其中，在美国的人数超过了150万。5一般说来，第一代乃至第二代海外华人都有很强的双重文化背景，到了第三、四代则弱得多。不过近些年来教育上的文化多元主义使越来越多的第三、四代美籍华人选修有关中国的课程，他们当中的一小部分进入了中国研究的研究院课程以及长期的汉语学习；更多人则通过到中国旅行以及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工作等渠道不同程度地成为双重文化人。
文化双重性与国籍
上述群体之间的差异和共性体现了国籍和文化属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如果我们主要以民族国家范畴来思考，通常就不会将从事中国研究的美国公民与中国留学生归入同一群体。国家主义使我们将国籍视为个人的一种根本属性，并且通常只考虑单一国籍，而不理会双重国籍的情形。事实上，入了美国藉的人们本身也作这样的要求：一个美籍华人首先是一个美国国民，其次才是一个“人种”意义上的华人。在观念和法律上，他们不希望被视作一个中国国民——部分原因是为了争取完全的公民权利和保护。因此，从国家主义角度来看，美国的中国学学者和中国留学生所共有的文化双重性至多只具有一种次级的重要性。
事实上，国籍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法律范畴，一种人为的构造。国籍的“本质化” 造成的问题在于会遮蔽其它一些重要的共性。如果我们只关注国籍―― 实际上，冷战时期我们经历过这种以“国家安全”为借口的压力 ―― 那么，从事中国研究的美国国民和非美国国民之间的差异与其他中美两国国民之间的差异就没有什么两样。然而这样的思维习惯忽视了一个基本现实：基于共同的文化双重性以及解读中国社会的学术目标，分属于两个国籍群体的个人是在同一个、具有内聚力的职业共同体之中紧密协作的。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共性可以说比国籍意义上的法律差别更重要。尽管美国的中国研究就其起因而言是出于“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但很大程度上它从一开始就是一项超越国界的事业。
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双重文化人与文化双重性
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思路来解读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双重文化人。他们的命运和我们对他们的看法都深受民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这样的历史潮流的左右。中国革命是在反帝国主义的旗号下进行的，不仅反对西方国家和日本在政治-军事上的支配，而且反对它们的文化支配。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下，双重文化人就像那些为外国的商业利益效劳的“买办”，意味着耻辱或者被遗忘、被革命历史的大浪潮所抛弃。在大多数历史学家看来（中西皆如此），近现代中国的主旋律或主要社会力量是普通“群众”，尤其是农民——最少接触西方文化的人；和他们相比，近现代中国的双重文化人似乎无足轻重。
在帝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国家主义二元对立的世界里，中国与西方文化的联系受制于这样的立场：拒绝两种文化共存和互动的现实，而主张一种文化必然战胜另一种文化。反帝国主义的冲动引导人们将目光集中在帝国主义扩张的罪恶上，呼唤对近现代西方的拒斥，从而最终将文化问题置于民族国家性问题之下。近现代西方文明自以为是的立场激起了对方抗拒的冲动，同时又被后者所反激。一方面认为中国应该向西方看齐，另一方面则强调中国必须摆脱近代西方帝国主义的枷锁。一方面西方的理论家们认为真正的现代化最终必须遵循西方模式，从而将近现代中国的反西方冲动斥为偏激，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长达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一次又一次地发动了对西方文化影响的攻击。
帝国主义与反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使人们很难冷静地讨论双重文化人和文化双重性在近现代中国的所起的作用。双重文化影响下的中国总体上被视为“半殖民地”——不仅是政治上的，而且是文化上的，与此同时，双重文化人也被贴上“买办”（其含义离卖国者不远）或者（西式的）“布尔乔亚”知识分子的标签而受到打击和排斥。6
然而历史的真相是，双重文化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那些明显的事实无庸赘述：1949年以前近现代中国理工科领域的带头人大多数都来自于从西方归国的留学生这一双重文化人群体，而到了八、九十年代，这样的情形再一次出现。这是可以预料的，因为西方到底在技术上比较先进。但是实际上其它一些重要领域也是如此，虽然不那么显著。
孙中山可能是近现代中国最著名的双重文化人。他少年时代去了夏威夷（十三岁至十六岁），进入当地的一所教会学校念书，随后就读于香港的皇后学院（Queen''s College），此后又在香港爱丽丝（Alice）医院附属医学院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他运用英语和汉语同样自如，差不多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双语者（Boorman，1967-1979：3/1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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