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并不否认有奖发票的推出给纳税人增加了负担，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否定这一制度，因为，任何制度都需要成本。我们应该比较的是有奖发票的成本和收益之间的对比关系，以及其他替代制度的成本。如果有奖发票的收益大于成本，那么这一制度就是可行的，如果其他替代性制度的成本大于有奖发票制度，那么，推行有奖发票制度也是可行的。我们知道，就营业税的征收来讲，主要是两种方式，查账征收和核定征收，前者适用于账簿凭证健全、能够准确计算营业额的企业，后者适用于其他企业。核定征收的弊端很多，但在考虑到成本（准确计算营业额的成本非常大，甚至是不可能的）的情况下，有时候又不得不采用这种方式，甚至很多行业主要采用这种方式。但是，从长远发展来看，核定征收毕竟只能作为例外适用于少数行业、少数企业，而不能作为通例。因此，需要从核定征收制度向查账征收制度转移，其中的基础性工作就是加强发票管理，让所有或绝大多数纳税人都能规范使用发票。从长远来看，这种转型是必要的，因此，我们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能用最低的成本实现这种转型。有奖发票是一种措施，处罚不开发票的纳税人是一种措施，开展全民宣传、灌输税法意识也是一种措施。各种措施比较起来就可以发现，其他措施不是因为无法监督实施，就是因为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不会产生良好效果而无法推行，也就是说成本均大于有奖发票措施。由此可见，用有奖发票会产生成本作为取消这一措施的论据是不充分的。当然，有奖发票的目的是尽量使纳税人规范使用发票，而不是要求所有纳税人都规范使用发票，个别纳税人使用发票的成本的确比较高，可以考虑采取核定征税方式。比如，李文和信文所举的早点小贩的例子就不宜采用有奖发票的方式。目前有奖发票的购买成本已经大大降低，李文和信文所提出的问题已经不存在了。
　　（三）有奖发票能否提高公民的税法意识？
　　关于有奖发票可以提高普通公民的税法意识问题，李文认为“从目前公众对有奖发票热衷参与的表现来看，其动机中夹杂着强烈的博彩心理”，“各地争相攀比奖金数额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对纳税人培养纳税意识的正确引导”。信文则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控税是税务部门的职责，纳税是企业的义务，凭什么消费者要养成索要发票的习惯”？
　　提高公民的税法意识是确保国家的税收收入、保护纳税人权利的重要举措，税收法治发达国家的公民都具有较高水平的税法意识，我国税收法治建设之所以比较缓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公民的税法意识比较弱。提高公民税法意识的措施很多，有奖发票是一个很好的措施。首先，它贴近普通老百姓，每个人几乎都要消费，而消费就涉及到发票的问题；其次，它是鼓励性的，而不是强制性的，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再次，它见效快，传播迅速，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在全国普及；最后，它的成本比较小，与其他替代制度相比，主要成本就是奖金。就世界各国税收法治建设的经验来看，似乎还没有哪一种措施能够比有奖发票能够以这样小的成本、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取得这么大的效果。李文认为消费者具有博彩的心理，理由并不成立。首先，消费者索取发票的前提是购买商品，在购买商品以后索取发票是不需要任何成本的（如果认为浪费了时间，当作他论），和博彩的基本特征不符。[3] 其次，具有博彩心理的消费者与其通过购物索取发票获奖，不如直接购买彩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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