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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否认有一些人在学成以后，会满怀热情回乡投入家乡建设，但那都是一些道德高尚的人，并不能代表大多数人。大多数人还是像我这样的首先要谋求自己发展后，才可能考虑为家乡作贡献的人。如果家乡可能会埋没我，我为什么要回到家乡呢？而实际上，许多回到家乡的人并非道德高尚，而实实在在是家乡给他的劳动支付了相对对等的报酬和发展机遇。比如从2001年开始，甘肃平凉平华亭县就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支持大中专毕业生到股份制企业、民营企业、乡镇企业和各类示范园区就业，这才有一些人才逐步回来。一位本科生回到家乡，就拿到了5000元的安家费，学校还给她配备了一台一万元的笔记本电脑用于授课。
说到底，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教育是有外部性的，也就是在教育投入的地方，其能给其他地方带来正效应，而其他地方可以搭便车，而无须支付对价。对于富裕地区来说，由于其在人才培养出来后，有相应的物质条件以及发展机遇能吸引住人才，因此，他们的教育投入与产生成正比；而对于贫困、落后地区来说，他们由于没有相应的条件吸引住他们产出的人才，因此，他们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他们只是为富裕地区创造效益了。所以，我们看到，一些贫困地区多年来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人才，可是人才很少回到这些地区，于是，教育兴乡、教育兴县，教育改变贫困、落后的局面，成为说起来很动听的口号！
中央的转移支付是贫困地区的应得收益
所以，对于这种会产生“外部效应”的教育地区的投入与产出，作为市场是无法调节的，而贫困、落后的地区本身也是无能为力的。英国经济学家庇古针对这种外部经济与不经济，提出了由政府来“税收--补贴”的方法，这就是著名的“庇古税”。在我看来，针对这种市场失灵的教育投入与产出的问题，可以由中央政府来调节，中央政府通过收取了富裕地区因为贫困地区教育投入而产生的外部正效应，而应当支付的税收，补贴给贫困地区，帮助贫困地区吸引人才进入等等。如此，才不至于让教育改变贫困、落后的局面，成为说起来很动听的口号。由此可见，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不仅仅可以从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全社会公平正义的角度理解，从经济学上，完全可以理解为贫困地区自己所投入而应当得到的产出的一部分。
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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