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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会首信用因政府行政措施而瓦解。比如，有学者认为，1985年乐清“抬会”事件之所以造成严重的社会秩序问题，其直接的原因既不是合会的运转不善，也不是因为有会主卷款逃走情事发生，而恰恰是因为政府采取强制措施取缔“抬会”，使得会员对会主的信任顷刻瓦解所至。[18]
除上述较为宏观的原因以外，合会倒会的个体性原因还有：
3、会首或会员恶意倒会。包括（1）会首以不法占有为目的，以诈骗方法，同时或先后招募多个合会，取得首期合会金后即恶性倒会；（2）会首冒用未得标会员之名义标取合会金后卷款潜逃；（3）会首或死会会员将取得的合会金用于挥霍，至无力返还会款；（4）会首逃匿，包括会首不履行召集标会的义务而逃匿、会首收齐会款后，不交付给得标会员即逃匿等。
4、会首或会员遭遇财务困难无法支付会款而倒会。包括（1）会首因返还会款之需要，以会养会，运转失灵时倒会；（2）会首本无资力，因解决经济困难而邀会，但中途因经营不善或开支不当，至不堪负荷而倒会；（3）会首未能邀足预定人数，乃用其家属姓名，甚或虚构的姓名参加合会，其结果无异于一人多脚，到期无法缴纳会款而倒会；（4）会员以参加合会为业，逢会即入，将所得会款用于放高利贷或炒股甚至赌博等投机活动，一旦投机失败或资金周转不灵，应缴会款无以为继而倒会，并因一会倒会而发生连锁反应；（5）会员死会后家庭发生变故，无力按期交款而倒会；等等。
三、防控合会风险的理性制度化设计
合会的存在虽然具有一定的金融风险，但作为民间金融方式之一，却是客观存在的资金供求矛盾的产物，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良好运行的合会一方面可以使社会闲置资金发挥效用，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资金拥有者获得收益，从而使社会、资金输出方与资金输入方三方均受利益。因此，因噎废食，因合会风险的存在即对其采取压制、取缔政策，不仅不可取，且被世界各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证明为基本失败。[19] 理性的做法应该是，一方面不断推进、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缓解资金供求矛盾，另一方面则引导民间金融活动向正规化、规范化，甚至法制化方向发展，从而达成标本兼治的目的。
合会的法制化，就其防控风险的层面分析，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合会的合法化与规范化。使合会的运行不随各级地方政府变化多端的政策性规定而波动，保持合会及其会首信用的稳定性。同时，合会政策的法制化，也对合会的运行起引导与监督作用，尽量减免合会纠纷，节约司法资源。
2、明确并维系合会的互助功能与民间借贷的本色，防止合会向金融业演变。有学者认为，中国当代合会的特点，一是规模扩大化，体现在会额的扩大与人数庞大；二是形式多样性，脱离了合会的传统动作方式，如“抬会”、“组平会”；三是趋利色彩强，引发投机心理。[20] 这也是目前合会倒会的主要因素，但至少，前两者是可通过法律制度设计防控的。为了达成维系合会在中国大陆合法性、互助性、非营业性、民间借贷性特色，借鉴上述各地区合会法制经验，我们可以且应该设定：
（1）合会的合同性质及其定义，即合会系一由会首邀集两人以上为会员，由会首与会员或会员相互间互约交付会款并依次标取合会金的合同。
（2）设计对合会合同的管理方式。对合会合同采行行政审批生效要件原则早在1928年台湾地区高等法院上民字第55号判决中即被抛弃 [21]，理由是合同属于私法范畴，其效力应由私法规定。但笔者认为，其实质应在于该原则的不现实。同理，徐国栋教授《绿色民法典》中设计的合会合同须在合同签订地的中国人民银行备案制度，在一些较偏远地区也显得有些强人所难，且未规定未履行该义务的责任，从而形同虚设。笔者认为，对合会合同可采登记备案制度，其管理机关为乡、镇工商所（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本就负有合同鉴证职能），且对是否登记备案的合会合同作效力区分：已登记备案的合会合同，合会债权具有优先权，会员不得以会外债务与合会债务相抵销；未登记备案的合会合同，其债权则不具有该种优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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