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人职业化”并非时代新命题。清末即推行法官考试作用制度，把法政人——今谓之法律人——推向各级审判衙门。据程燎原的研究，至1911年，在各省各级审判厅中，有大量的留学法政科毕业生和国内法政科毕业生，充当推事和检察官，有些还担任了厅丞、庭长、检察长之职，法政人主控了中央和地方审判衙门。程燎原认为，这是中国法律家阶层或所谓“法律人”形成的起点，也是中国的法政人主控各级地方审判厅的开端。这些主政了的法政人，到底操守如何？由于缺乏具体的数据，无法对其作出确切的评判。就学者们研究的一般意见，当时的司法有着许多出色的表现。但司法腐败在当时也屡现报端。如试署山西高等审判厅厅丞谢武恒，违法用人，以臻滥竽充数，徇私任意、违法侵权和蒙蔽舞弊情况出现。《申报》记者在报道谢武恒之丑行后说：“审判厅之腐败，岂独山西然哉。东南号称开通之地，我闻内容种种之腐败，有甚于山西者矣。呜呼，司法前途。”又如湖北省沙市商埠地方审检厅各法官，酒食徵逐，淫博无度。宁波地方审判厅厅长金泯澜与同级检察厅厅长汪郁年，侵吞公款、废驰职务、放浪招摇、庇护私人，以至舆论震惊：“天下竟有如是之法官。”1911年夏，法部亦言：“各省城商埠审检各厅甫告开庭，纷纷被人指责，认为司法先不守法，独立先不自立。而且征诸见闻，毁多于誉。此皆为法官之耻。因此，法部告诫各省法官，切不可滥法枉法。否则，必受惩戒。”媒体的批评可能过于偏激，但法部的公文中所用的“纷纷被人指责”、“征诸见闻、毁多于誉”，当不是法部对法官群体的自诬。人民对司法“毁多于誉”是法部“征诸见闻”后的结论。
　　至此，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即仅仅依靠法官职业化，不能解决司法腐败的难题。历史的结局是，腐败的职业法官与腐败的政府官员被人民革命的潮流所淹没。
　　1949年，人民政权建立之初，对旧司法人员并非一棍子打死，而是通过甄别，保留了一批旧司法人员，并试图对这些职业法官进行改造，使其向人民靠拢。当时，对这些人员能否成功改造颇有疑问。董必武代表最高法院表态说：“我们认为是一定可以改造的。世界上的事物本身即在不断地改变中，人也是一样，不改变的人，是没有的。”
　　后来的历史表明，改造结果很不理想。据报，不少旧司法人员存在着浓厚的旧法观点，在司法业务上沿习着孤立办案、手续繁琐、刁难群众等衙门作风，甚至颠倒黑白，错判案件，严重地影响了人民司法机关同人民群众的联系。董必武在他的文章中说，浙江省法院设在民生路，群众说：“民生路法院是伪高等法院！”四川有一个县的农民说该县法院是“地主法院，不是人民法院”。老百姓说：“在国民党当政时打官司要钱多，在共产党掌权时打官司要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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