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听证会代表的筛选程序，目前还是一个空白。考察已经召开过的听证会，其代表的确定往往比较随意，筛选的过程缺乏严格的程序和有效的监督。在制度缺位的情况下，垄断企业或公共管理部门，很容易对听证会代表的筛选进行渗透、影响甚至操纵。因此，要尽快完善立法，确定一个公正、民主、公开的听证代表的筛选程序，确保听证代表能够真正地代表广大民众，同时明确对敢于操纵、干扰、破坏听证会代表正常筛选工作的行为进行惩戒。在听证会代表的筛选程序完善之后，还应该完善相关的法律和程序，从制度和程序上预防“收买”现象的发生，即听证会代表之确定，有关部门与代表之间的接触、材料提供等行为都应有严格的制度规范。此外还应把听证会的全过程通过电视或网络进行直播，让每一位代表民意的听证会代表都接受公众的监督，直面道德压力。唯有如此，才能在听证会上听到真实的声音，确保听证会代表寸利必争，以全心全意捍卫民众的利益。
　　二、听证会的透明度
　　“公开和透明”，乃是听证会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此次“北京听证会”，从开始组织到会议的召开，再到会后的反馈，却好似“琵琶遮面”下的“雾里看花”。有关方面对于听证会的一些事项进行“信息封锁”，或者以种种理由搪塞并婉拒，令人十分费解，听证会召开的初衷也就令人生疑。这样的听证会与公开、公正、客观的宗旨相违背，于情于理于法均难以让人认同，因而听证会后引发的种种质疑，便成为听证会组织者所不得不面对的尴尬。有专家指出，“政府定价，召开听证会，是为了表达民意、顺应民意、接受民意的，整个过程应该向全社会完全公开。”一位研究公共政策的专家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还进一步指出，听证会后组织者还要给听证代表和社会公众一个交代，采取了哪些意见，没有采取哪些意见，原因及理由何在，都要有所说明，而不能是“一笔糊涂账”。说到相关信息的披露，据媒体报道，有代表称在听证会召开前曾拿到过6大景点提供的连续3年的预结算报告，对种种涨价的“说法”也就不免疑窦顿生：“故宫年接待流量是700万人次，乘以门票价60元，我算不出来一年纯收入是多少，为什么总叫着没钱保护文物？”“故宫、八达岭长城、颐和园每个景点每年仅门票收入就达数亿元，还不包括非常可观的收藏品、纪念品收益，维护费用真的不够用吗？”
　　三、听证会的科学与公正
　　就听证会进行的程序来说，它应当是一个经过听证双方激烈抗辩、充满博弈论证的过程。据旁听本次听证会的人士说，这样的听证会与其说是听证会，不如说是一个商量涨价幅度的协调会；与其说有关方面在听取公众意见后进行决策，不如说有关方面在借听证会之名确立涨价的合法性。显然，此次“北京听证会“的听证代表赞成涨价，最后竟走向民意的反面，这一现象并非孤例。此前，国内召开的不少价格听证会上，听证代表违背民意、力挺涨价方案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而旗帜鲜明反对涨价的代表总是廖若晨星，“你听你的，我涨我的”，多半会成为这一类价格听证会的必然结果。此风既开并相沿成习，使许多普通民众给听证会贴上了诸如“作秀”、“走过场”的标签，而对听证会的种种不信任，事实上已经构成了对中国法治进程的一种严重伤害。中国政法大学马怀德教授指出，这样的做法缺乏公正也并非科学。经营者若要涨价，其涨价的理由必须充分，必须将其经营的成本、开支、拨款、亏损等详细情况以财务报表形式列出。而且，这样的报表应由主持听证方委托第三方中介组织进行审计，不能单单采纳申请人所提供的财务数据。另外，听证代表中也应该有相关的财务专家，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听证过程的科学公正”。
　　四、反思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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