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另一个意义上，谢老又绝非另类。思想家的确可以不去思想，然而我们不能说专注于思想的思想家是另类。谢老是一个法学家，或者说以法律为业的人，在这一点上他坚持了自己。在因政治风云而波涛汹涌的时代海洋，他不是一只随波逐流的候鸟，而是一个朝夕不间断的作业渔夫，彰显了一个完整法律人的独特的清醒，因而成为这个特殊时代法律从业者的人格奇迹。
　　1939年秋天，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二年级的谢老，作为近200名学生中的9名之一，选报课程最严格学业最繁重的法律系。那是他的立志，开始将一生投入到灾难深重的中国的法治事业中。
　　1944年，参加高等文官考试取得第一名，随后被任命为重庆地方法院法官（推事），成为全国最年轻的法官。那是他的春风得意的时期。
　　1945年，参与从战败的日本侵略者手中接受台湾法院的工作，作出中华民国接收台湾法院后的第一份判决书。那是他的热血报国，也是他的事业辉煌。
　　1948年，担任国立同济大学法学院教授，教授民商法。那是他作为法学家、法律教育家的开始。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谢老参加了新法学研究所的学习，1951年起担任中央政法干部学校的教员。那是他准备继续投入新中国的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
　　1957年，北京法学界座谈会上，在政治运动正在涌动的前夕，作反对“政策代替法律”的发言，因而被打成右派。这是他因“法律”而获罪，开始为法治理想付出代价。
　　1958年，被开除公职并劳动教养，后又劳动改造，1962年送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劳动，持续接受先后20年的身体和精神双重折磨。这是他为自己选择的法治理想坚守困顿，漫漫黄沙终未销骨，腰压弯了，骨头还挺着。
　　1979年，平反回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工作，已经60岁了，诲人不倦，笔耕不辍，还作为兼职仲裁员办理了数百年仲裁案件，然而始终从容恬静。这是他老骥伏枥，又是他恪守法学家本分。
　　这部履历是谢老个人的，却也正是中国现代法治的命运历程。可谓“志与命同”！
　　但是，既然这种命运是谢老自己立志选择的，艰难历程也就不可避免。在这个灾难深重的老大国家，在一切都是革命的时期，在政治挂帅的时代，怎么可能有法律人的理想空间呢？怎么能够不“为法获罪”呢？正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谢老用尽一生，恪守了自己选择的志业，捍卫了坚定的职业生命。
　　“志与命同”！是谢老一生的不幸，却也是他光辉所在。
　　正是动荡不安、风雨飘摇，法律人的理想才成为中国人恒久意志的精神支柱，法律人的坚守才成为中国人安宁生活的唯一希望。因而，谢老的人生也是幸福的，因为他为梦想而存在，所以懂得感激。在《毕业60年》一文，他说：“回顾这一生，我给了国家一点点贡献，国家给了我很大的回报，我感谢养育我的祖国。”我猜，他想说的还有：“我也感谢我选择的法治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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