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长久的来看，上一界主持教育方面的工作的李岚清副总理，也许做了一件好事，也许并不是他有意识做了一件好事，他的考虑也许没有我这么深刻，能够考虑到教育体制，这是一个对1952年院系调整的一个非常大的冲击或者说是非常大的一个反动，我们的教育又一次恢复回归到高等教育的一个政府组织，但我们今天走到许多学校，我1978年上大学学习法律，那个时候全国法律方面的高等院校只有5家，那就是北京大学法律系，吉林大学法律系，人民大学法律系，湖北财经学院法律系，以及我的母校西南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学院1978年招生，一晃已经是26年前的事情了，那个时候懵懵懂懂上大学学习法律，那一年全国招生的规模，法律专业的招生规模大概是700人左右，我们西南政法一下就占了半壁江山，我们招了三百六十几个人，跟一年的天数差不多，大概是365个人，上大学学习法律，今天我们弹指一挥间26年过去，我们全国的法律专业的招生数量已经没办法统计，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的法律院系已经上升到了500所左右，是二十多年前的100倍，从5所到500所，这个说给外国人听是瞠目结舌的，二十多年增长了100倍，这是怎样的一种增长规模，到处都有学法律的，没有比学习法律更时髦的了，我回忆起来过去的时代，比如说再来看老舍的茶馆，他的茶馆里有一个二流子，几天不见，说：“你今天干什么去了？”二流子说：“我上法政学堂去了。”开始学习法律去了，法律变成一个大家都愿意学，学了以后，将来要做一个法律人，要成为
律师法官检查官，要用法律的知识改造这个社会，我想这么多的法律院系，每年都在培养着无数的人，这些个人进入到社会，对我们这个社会，对我们这个老大帝国，一定有着深远的意味，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这些学法律的人将来走向社会，对社会要带来怎样的一种变化，这都是我们在学习法律的过程中间可能要不断思考的问题。
我们法学教育要完成自己的使命，要培养合格的法律人，这样的法律职业又给法律教育带来怎么样的一种挑战呢？那么今天晚上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我个人对这些问题的一些粗浅的思考，与在坐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有一个机会交流，我想我讲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接下来我们讨论，虽然今天人比较少，但是人少的讨论可以多一些人来发言，能够深入的聊一聊。
首先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中国这个社会从前有没有法律情节，我们的古典时代是怎样的一个社会，用怎样的方式调整社会，我们是一个新的职业吗？我们这样的一种职业或者法律教育在100多年前，是否存在，著名翻译家林纾，福建人，（和严复是老乡），是少有的翻译家，他不懂外语，一个字都不懂，但是他成为翻译家， 他就是请了两三个外国的助手，给他讲这几本书讲了什么东西，然后他用笔写出来，而且用他自己的文字来斟酌，来翻译成中文，这是历史上很少见的一个翻译家，钱钟书先生的考察，证明他的翻译有许多震撼人心的东西，他翻译的那些错误往往是那些助手造成的，他翻译中最精彩的部分就是自己的文章写的漂亮，他有很好的一种想象力，钱先生还说他的翻译起到了一种很难起到的功效，他激发了一个人的好奇心，你读他的一本，有些他的描述非常的奇特，不可思议，钱中书说他小时候学外语非常重要的一个动力就是，看了林纾小说以后，就想着小说人物到底是怎么写的，真想看一看外国人原来的文章是怎么写的，看一看到底怎么回事，他特别好奇，钱先生说的外语特别好，是中国人当中是少有的说的特别好的，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和拉丁文，全部都是非常精湛的，文革后他到美国访问的时候，那一口伦敦腔把别人震慑的简直是一愣一愣的，他从回国以后就再没有出过国，但是那一口典雅的英语简直是太可怕了，更可怕的是，一个人问他关于德语文学问题的时候，他用德语回答这个问题，用法语问的话，他用法语来回答这个问题，简直可以说太吓人了，还有一方面可以说是天才的地方是，大家知道他在围城了说的非常确切的描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