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明安：有人认为，平等权是
宪法权利，应归入
宪法诉讼而不能进入行政诉讼，这种理解不正确。因为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不是依据被侵犯的权利性质，而是依据侵权人的行为性质决定的，只要侵权行为是行政行为，且未为法律排除可诉性，即为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我们不能认为平等权是
宪法权利，就要求被侵权人去进行
宪法诉讼，人身权、财产权是民事权利，就要求被侵权人去进行民事诉讼。
对传染病患者的歧视，如果表现为立法行为，可以通过《
立法法》规定的人大常委会审查途径解决（在国外，可通过
宪法诉讼解决）；如果表现为具体的行政行为，则可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寻求救济。但通过行政诉讼给予救济也存在一个问题：如果是人大、法院、检察院不录用乙肝病毒携带者为公务员，能否提起行政诉讼？肯定不能！这就导致在不同当事人之间的差别待遇。
■议题五：如何平衡传染病患者的劳动、受教育权益与社会健康人群的安全利益？
主持人：传染病患者的权利限制问题，究其实质，就是一个利益平衡问题。一方面，传染病患者作为公民，要生存要发展就必须进行学习、就业、工作等等；另一方面，也必须保障正常人群的健康、安全利益。如何实现两者利益的平衡，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课题。
杨建顺：应该说，限制传染病患者的劳动权和受教育权，主要目的在于保障社会健康人群的安全利益。这一目的是正当的，但是应该有相应的利益协调机制。我认为，在限制传染病患者的劳动权、受教育权的同时，必须建立和完善相应的保护制度，尤其是强化政府的指导职能和给付责任，以弥补因限制而给传染病患者带来的不便与损害。
首先，政府应当加大指导力度，在全社会形成关怀传染病患者的良好氛围，取得传染病患者对有关限制的充分理解和支持，认识到这是为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而必须承担的忍受义务；其次，政府应当加大行政给付力度，尽量为传染病患者提供适宜的工作环境、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这是社会国家、福利国家和福利行政理念的内在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