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对一个老师来说，不招学生可能就是一种不负责任。
　　贺：我的工作是多样化的。带硕士当然是我的工作之一，但是带博士和给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上课都是我的常规工作。我还担任《中外法学》的主编工作，还承担了北大之外的很多工作，带硕士只是我一个小小的局部的工作，我决定暂时停招，其他的工作我还会继续做好。
　　记：你不觉得这是一种资源浪费？
　　贺：不，我在发挥着更大的一种资源的作用。那就是我在想方设法来影响一种制度的发展。我想这个是比每年招一个硕士进行培养更有意义的事情。
　　记：那么是不是只有这种方式才能达到这种目的，而这种方式又是否有用呢？
　　贺：要说婉转去解决，我已经婉转了太久了！
　　记：多久？
　　贺：从这个制度开始改革不久，我就发现了它的严重问题，我就在努力。已经两年了。当然最后选择这个方式，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我只能用这种方式来引起更多人的注意，让大家知道这是错误的。有时候私下的委婉的方式也许能够做一些事情，推动一些改变；过分激烈的方式往往会引来对方对抗的情绪。但是我自己觉得，中国制度的建设过程当中，我们最大的约束和瓶颈，正是我们传统的文化中的“恭谨和缓”。民主的体制下，国民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主人当然可以不平则鸣，中国民主制度的建设，很大方面反映在：社会中我们的声音正在趋向多样化。千夫之诺诺，不如一夫之恶恶。大家只有坦率地表达，才能最后换取对相关问题的一种关注，使得政府对有关问题的考量更加周全，决策更加合理。
　　记：有人会觉得这是一种对抗的方式。你觉得是吗？
　　贺：我觉得该对抗的时候选择对抗，但是同时也应存在妥协和合作，我追求的不是鱼死网破，你死我活。
　　
　　我只是说了实话而已
　　如果大家都不说话的话，说话的人总是显得偏激
　　
　　记：在学术界，长期以来你都是一个非常敢说话的人，都在为一些问题而呼吁，当然，也有人会觉得你偏激。你觉得你是个偏激的人吗？
　　贺：我一点都不偏激。我觉得我不是个很激烈的人。我只是说一个实话而已。偏激是明明知道一个限度只是到了50％，但是一定要说到80％甚至90％。我只是比较直言，而且我在提出一个问题的时候，会去做一个论证，为什么我要提出这样的说法和建议。如果大家都不说话的话，说话的人总是显得偏激。
　　记：你不怕因此而有人给你穿小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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