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法学是一种科学，是一种部分性理论。启蒙时期的刑事法学不是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充其量只是法学的一个侧面。启蒙时期的学者如霍布斯、格劳秀斯、贝卡利亚、边沁等人，虽然他们的理论思想对刑事法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从整体法哲学的观点，以抽象的思维方法来阐述
刑法的一些思想，而不是以理论的、科学的、规范的方法来建构刑事法学的框架。而只有到了费尔巴哈之后，刑事法理论才逐步开始了规范的理论构建，沿着科学化的方向对刑事法理论进行改造，从而使刑事法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学科。[4]
刑事法学是以犯罪为中心来构建的，在刑事法学独立初期，人们的智识有限，不能认识导致犯罪行为的背后性因素；同时由于和宗教的决裂，人们对中世纪的宗教专权、滥施刑罚深恶痛绝，这样就要求对犯罪的研究注重行为的外部表现，这使得这时的刑事法学就是以行为为中心的行为刑法学。行为刑法学的建立由于是以罪刑法定原则为其基础的，这使得刑事法学只能说是刑事法教义学。刑事法学的任务或者说其研究对象就在于以刑事法律规范为基础，对刑事法律规范的含义进行阐述，围绕着刑事法律的规定来构建刑事法律理论，以期实现刑事法律规定与司法实践的契合。而这一时期的刑事政策只能说是不具有独立性的依附于刑事法教义学的刑罚政策。
到十九世纪后半期，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速发展，垄断资本逐步形成，在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过程中，犯罪现象大量增加，累犯、少年犯、常习犯也呈激增趋势。古典学派的单纯的适用
刑法与犯罪作斗争的方法越来越受到质疑。人类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对犯罪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人们认识到可以通过认识犯罪的人类的、社会的等方面的犯罪原因来从根本上遏制犯罪。由此，对犯罪的研究就出现了立足于行为人与目的刑的实证主义的刑事法研究。这样，刑事法律科学中就出现了犯罪学这一新的刑事法学科。而刑事政策学作为独立学科就是伴随着犯罪学学科的独立而同步产生的。从犯罪学的角度讲，犯罪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犯罪学指作为事实学的犯罪现象论、犯罪原因论，不包括犯罪对策的内容，刑事政策学具有独立的学科地位。广义的犯罪学除了犯罪现象论、犯罪原因论外，还包括犯罪对策论，刑事政策不具有独立的学科地位。[5]而从犯罪现象、犯罪原因与犯罪对策的关系上来看，犯罪原因与犯罪对象构成了犯罪对策的基础，犯罪现象、犯罪原因与犯罪对策有着相对分离的关系。故将刑事政策学与犯罪学相区别，将刑法学、犯罪学、刑事政策学均作为独立的刑事法学之分支学科研究是较为可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