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非了然性――福利国家的危机与乌托邦力量的穷竭
哈贝马斯
【全文】
一、
18世纪后期，西方文化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时间意识【1】。在中世纪基督教当中，"新的时代"意味着未来，而到了18世纪后期，所谓"新的时代"指的就是当下。当下一直都被看作是向未来的过渡；当下处于历史事件不断变化的意识之中，对未来的充满期待和惊异。重新划分时代，意味着现代世界和中世纪基督教世界和古代世界彻底决裂，而到了当下，时代的分化随着日新月异的发展，似乎在反复进行。所谓当下，意味着不断告别过去，走向更新。而面向未来的期待视野也把过去的一切都囊括在内。从18实际后期开始，历史被理解为一个不断产生问题的过程，席卷了整个世界。在这个过程中，时间（Zeit）在面向未来解决过去的问题时成为了稀有资源。那些当下本应能够好无疑虑就当作典范的过去，已经变得黯然失色。现代无法再把其他时代当作榜样，建立起自己的指导原则。现代认识到只有自力更生--现代只能依靠自身建立起自己的规范性。真实的现在从这时起成了继承传统和开拓更新的交叉地带。
贬斥过去的典范、被迫从现代的经验与生活方式中获取富有规范内涵的原则，这些都表明"时代精神"（Zeitgeist）的结构已经发生改变。时代精神成了政治思想和政治论争借以运转的手段。时代精神从两种相互对立而又互相渗透和彼此依赖的思想运动中获得动力：时代精神是从历史思想（historisches Denken）和乌托邦思想（utopisches Denken）的碰击中激发出来的【2】。初看起来，历史思想和乌托邦思想是互相排斥的。饱有经验的历史思想似乎是受命来批判乌托邦蓝图的，而狂热不羁的乌托邦思想的使命似乎在于揭示超越历史连续性的不同行为和不同的活动领域。但实际上，现代的时间意识揭开了一个新的维度，使乌托邦思想和历史思想融合在一起。而乌托邦力量向历史意识的渗透，塑造了法国大革命以来现代各民族政治公共领域当中的时代精神。深受时代精神熏陶的政治思想试图经受住现实的问题压力，却充满了乌托邦思想--但同时也应当用保守主义的历史经验对这种过度的期待加以限制。
从19世纪初叶开始，"乌托邦"成为了一个政治斗争概念，成为大家相互攻击的把子。最初人们用它来谴责抽象的启蒙思想及其自由主义遗产，后来自然也被用来批判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以及保守的激进分子。批判他们，有的是因为捍卫抽象的未来，有的则是坚持抽象的过去。所有人都受到了乌托邦思想的熏染，因而谁也不想成为一名乌托邦主义者【3】。托马斯·摩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以及培根的Nova Atlantis，这些都是在文艺复兴时期提出的空间乌托邦，可以说是"关于国家的小说"，因为它们的作者毫不怀疑叙事的虚构性。他们把天堂的观念转变为历史空间和尘世世界，把对来生的期待转变成世俗的生活。古典乌托邦所涉及到的都是好的生活，正如傅立叶所指出的，它们表现为关于"善的梦想--没有实现梦想的手段，也缺乏方法"。尽管它们对时代持批判立场，但它们与历史之间尚不合拍。直到卢梭的追随者（Mercier），情况也有了改变。他撰写了一部讲述2440年巴黎的未来小说，把幸福岛从遥远的空间转移到遥远的未来，进而沿着世俗历史发展的轴心，通过天堂在未来的重建过程，描绘了对未来的期待【4】。但是，乌托邦和历史一旦这样紧密结合起来，经典形式的乌托邦就会发生变化，关于国家的小说就会失去其小说的特征。谁最能敏锐地感受到时代精神的乌托邦力量，谁就最能推动乌托邦思想和历史思想的融合。欧文、圣西门、傅立叶以及蒲鲁东都坚决反对乌托邦主义（Utopismus），可却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是"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直到20世纪，布洛赫（Ernst Bloch）和曼海姆（Karl Mannheim）才把"乌托邦"一词中掺杂的乌托邦主义因素剔除干净，认为"乌托邦"是规划生活的有效手段，它扎根于历史进程当中。具有政治意义的历史意识本身，也包含着一种乌托邦的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