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法学院的收费也是重要因素。美国法学院的收费比起其他学院的收费高得多，课程相当重，不少学生依靠政府教育贷款完成学业。由于学生觉得花费很多钱修一些不能直接和马上见效的课程太不合算，因而对理论性课程的需求自然相对降低，并进而影响有关的理论性课程的供应。　　
　　此外，美国的法学院教育是研究生教育，学生进入法学院前所学五花八门，对进院学生没有什么特别的背景知识要求—这种纷繁的本科背景固然有我将在后面论述的好处，但毕竟也限制了在统一层面上进行进入更高学术理论教育的可能。　　
　　出现这种现象的更深层的制度原因是市场经济。市场要求的学生是实用型的，能打赢官司，并不关心律师的理论素养和功底的深浅。当然，美国的普通法传统和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潮，认为法律的生命是经验而不是逻辑，这对于美国法学教育和研究无疑起潜移默化、且重大深远的影响。　　
　　尽管这种制度不鼓励法学院的学术性教育和研究，但并不意味着法学院没有学术性的研究，更不意味着法学院学生和教授的学术水平比较低。应当说，美国的法学院，无论是教授还是学徒的学术水平都是比较高的，知识比较广泛，无论是法律、法学还是法学交叉的知识。这首先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并从总体上说，美国法学院集中了美国人文学科学术能力和水平最出色的人才，无论是教授还是学生皆如此。其原因在于，美国律师的社会地位相当高，收入也相当高。美国的类似中国意义上的“文科”中，几乎没有任何其他专业比法律专业更能保证自由就业和高收入（在所谓“理科”中最佳的是医学，但在美国，医学和法律一样也属于职业教育，而不是学术教育）。因此，每年都有大量的本科最优秀的各专业毕业生（从数学到商业，从哲学到历史）申请进入法学院；也因为如此，法学院接受学生的标准极高，可以说是“群贤毕至”；此外还有不少其他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进入法学院，可以说是“少长咸集”，这种状况保证了法学院学生的理论水平和能力相对说来比其他“文科”专业的研究生水平更高。尽管这些人比较功利，但他们毕竟是各校最优秀的学生，智力能力相当高，这对他们理解其他学科和有关法学理论问题有决定的作用。其次，由于学生的本科教育专业不同，他们把各自觉得的知识背景带进法学院，相互交流、影响和感染，不仅相互间有所启发，甚至对教授都是某种程度的挑战，从而也推动了法学教育和研究水平的提高。　
　　法学院的教授更是从学生中一些最优秀的毕业生中招聘的，并且这些人都是自愿放弃从事法律实力高收入（即使最优秀的法学院教授的工资收入也远比一个普通律师的收入低）而选择了法律教学和法学研究的。这两点使他们不仅有能力，而且是乐在其中地从事法学研究和教育，尤其这后一点远比其他因素使得法学院更可能有广泛深入的学术兴趣，并将之自然融入了其教学和科研当中，使得他们的学术水平比较高，知识广泛。许多教授同时还兼职律师，但这并不完全是为了增加收入，而是为了更深入、更广泛地了解社会、政府和司法，这使得他们具有理论联系实际的可能性和现实必要性。　　
　　美国的法律教育尽管是职业教育，但由于普通法的传统和案例教学法，　因此其任何部门法的教育同时在一定意义上必定是一种法律史的教育。当然，这种法律史教育是不同于我国的法律史教育的，因为普通法的制度使所有历史上的都不存在“过时”的问题，都可能从中引出对今天有用的法律原则。用后现代主义的述评说，　历史是“平面化”，因此讲美国宪法，必定从马伯利诉麦迪逊案讲起，从历史上的判例中得出的原则并不总是或一定比昨天的判例中绰出来的原则缺乏现实性。这实际上把史和法混合了。此外在美国，如托克维乐尔所言，由于几乎所有的社会问题都转化为法律问题并提交法院解决，因此，法律教育必然同其他各种人文、社会甚至自然科学知识相联系。比如说，要讨论美国妇女的人工流产问题，就不能不涉及妇女的个人自由、胎儿生命从何时开始这样一些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要讨论死刑问题，就会讨论死刑的目的，死刑的功用，这不仅涉及哲学问题，而且涉及经验性实证问题。要讨论如何理解法律，就必然涉及解释和阐释的一系列哲学问题。各级法院的判例或多或少地都会涉及这类问题，因此，课堂内外不能不讨论研究这些问题。当然，由于“急用先学，立竿见影”，有时难免支离破碎甚至误解或曲解，但又不可否认这种学习诉讼法有时因有针对性并涉及切身利益（关系到官司的输赢），因此学习者都更为认真、自学，而且更能铭刻在心，注重运用。这比一般的系统理论学习有其不可替代的优点。　　

第 [1] [2] [3] [4] [5] [6] 页 共[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