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解决矛盾的基本设想
（一）立场定位
我认为，在当前中国以及未来的相当长时期，以行为是否违反规范作为评价犯罪的基本标准具有现实意义。[14] 犯罪论体系也应当在规范违反说的立场上加以考虑。
根据规范违反说，犯罪的本质不是法益侵害，而是对规范有效性的否认。
刑法的直接目的也不是要保护法益，而是保障规范的同一性和不受侵犯性，从而确立公众的规范信赖感。以此为前提，
刑法对法益的全面保护才有可能实现。强调规范的重要性不是为了保护规范本身，而是为了保护广泛存在的生活利益，保护由规范所引导的有意义的社会生活，即通过规范达致特定的人类目的。
从规范违反说出发，在认定犯罪时，需要考虑对应的三个步骤：（1）规范被期待：国家通过对社会生活的引导，直至在成文法上做出规定，来表明社会中有许多规范对于个人和整体的存续都是十分重要的；（2）规范被确保：通过对违反规范的行为进行“不法”的宣告，来确保规范在社会中的通行，防止规范遭到任意破坏；（3）规范被证实：通过对违反规范的个人进行实际的谴责，来提示犯罪是不值得学习的，规范永远是正确的。
由上述步骤所决定，
刑法中的犯罪论体系必须一步步展开，最后突显个人的危险性，即犯罪论必须有层次性。在认定犯罪的“渐进式”过程中，有一些问题是至关重要的：（1）必须揭示作为犯罪论基石的行为概念。行为是充分展示个人与社会的不合作态度的身体动静，表明行为人对社会的敌对态度。可选择的行为总是自愿的，而受强制的不是行为，因为“强制，总地说来，就是行为的原因在行为者之外的那些事情中，而对此，行为者是无能为力的”。 [15]（2）行为人的规范意识、规范遵守能力、规范上的可谴责性、规范的敌对态度等，都必须受到重视。（3）对个人的惩罚，必须触及个人的内心深处的东西，以重新唤起个人的规范感觉，使之与社会沟通，增强其与社会合作的可能性。
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犯罪成立理论总体上就是倾向于规范违反说的。犯罪就是行为人某种解释世界的错误主张的表达，透过行为表达出对规范的抗议，就是对规范的破坏。规范的破坏，不是指违反
刑法所造成的外在结果，在侵害事实已然发生之时，
刑法无法消除这个外在的结果。规范的破坏就是对规范的否认，这个否认所造成的社会冲突使得规范作为遵循标准发生动摇。换言之，规范破坏的负面作用在于公众对规范效果的信任动摇。
分层次判断的犯罪成立理论，可能显得有些繁复，也似乎与实践相去甚远。但是，只要是不在经验意义上把握犯罪论体系，而将犯罪评价机制在价值论、规范论上加以考虑，规范违反说指导下的递进式犯罪论体系就是合理的。直接存在的犯罪现象，在经验上是毫无规律的东西，只表现出偶然性和特殊性，人们难以把握其本质特征，必须透过理论行动，才能将这种混乱化作有体系的形式，亦即透过人的理解才能让一团混乱而无法被掌握的事实成型。所以，试图使犯罪构成理论反映客观的现实是不理性的，这种不理性必须经由概念的形成方法予以克服。现实的世界本身很难说有什么秩序和理性，必须通过在它之外的主体才能赋予其秩序和理性。换言之，并没有独立于主体之外、超越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现实或客观存在；客体不能从它本身的存在被理解，客体之所以成型，完全是因为主体的理解行动将客体描绘成一个可被理解的对象。
按照这种推论，犯罪论体系就只能从人们的价值判断体系中推导出来，从现实、现象无法得出规范是否应当存在的结论。例如，Roxin就指出，
刑法体系不能根据“存在的既有事实”（ontische Vorgegebenheit）而建构，只能从
刑法的目的设定当中建构起来，这也是采取新康德实证主义方法论的路线，认为
刑法体系是一个评价体系，这个评价体系只能从另外一个评价体系推导出来，而不能求诸存在体系。 [16]把犯罪成立理论作为抽象的思维系统、价值评价体系看待，而不将其作为对犯罪的直观反应看待，对改造中国
刑法理论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